接待他的是一个远房亲戚，二人此前并不相识。
对方热情地将他引入办公室，奉茶递烟，言道：“您稍坐，他可能一会儿就回来。”
待退出办公室，那亲戚却越想越觉不安——
这张脸，似乎在哪里见过，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熟悉感。
他猛然记起，前些时公安局发来的协查通报上，似乎就有这张面孔！
他急忙找出那份已被遗忘的通缉令，两相对照，心头巨震：果然是他！
他不动声色，立刻找到厂里保安朱峰，低声吩咐：
“快去派出所报案，我在这儿稳住他。”
朱峰闻言，飞奔而去。
草滩镇派出所接到报案，获悉此等要犯竟自投罗网，全所振奋。
除留一人值守，所长亲率五名干警，乘一辆面包车风驰电掣般赶往翻砂厂。
两名警察假扮客户进入办公室，趁程鹏不备，猛然扑上，将其死死按倒在地。
“咔嚓”一声，冰凉的手铐锁住了他的手腕。
这场跨越数省、历时数月的亡命之旅，于此戛然而止。
日后有记者在采访时问他：
“长期住在那样……血腥的房子里，你不觉得恐惧吗？”
程鹏漠然答道：“我从不信鬼神，无所谓。”
问及何以残忍到以人肉喂狗，他回答得简洁而冷酷：
“为了毁灭痕迹。”
他甚至试图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心理变态，我是个正常人。我的理念很简单——‘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
言语间，听不出一丝一毫的悔意。
当被问及有何最后要求时，他表示：
“我不需要辩护律师。”
他清楚自己罪无可赦。
“所有的事我都认。我也不会上诉。唯一的希望，就是早点送我上路，快点结束这一切。”
1995年9月27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
依法判处程鹏、邵小旦死刑，判处于大伟、李占伟（后者亦已落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宣判结束后，程鹏与邵小旦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至此，程鹏案尘埃落定。
纵观其一生，出身优越，父母皆为社会栋梁，本可凭借家世背景或自身努力，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无论是循规蹈矩步入仕途，还是借势经商，乃至利用关系网络为人“平事”，在那个年代皆可轻易获得丰厚回报与体面生活。
他偏偏摒弃了所有寻常可行的道路，专挑那离经叛道、危如累卵的险途。
这足以印证，性格深处潜伏的因子，如何一步步牵引命运走向毁灭的深渊。
程鹏其人，性情乖戾偏执，难以与人正常相处，周身散发着一种孤僻与戾气。
待人接物，苛刻至极，纵然受惠百次，一次拂逆便能使其怀恨在心。
最终，他彻底放弃了与人的交往，转而投向畜牲的“忠诚”：
“我不与人玩，我与狗玩！”
此种极端性格，犹如一座行走的火山，生活中若不幸遇见，务必远离，以免其爆发时殃及自身。
他所信奉的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乍听之下霸道强横，实则经不起推敲，更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强横如曹操，亦未能真正做到此言。
刘备岂非负他？关羽岂非负他？
他除了徒生闷气，又能如何？终究未能铲除刘备，也未能狠心杀死关羽，赤壁一战更是溃败而逃。
这世间，“被负”本是常态，无人能全然豁免，关键在于如何应对。
将一句充满极端自我色彩的话语奉为人生圭臬，无疑是走向偏执与毁灭的开端。
此案亦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安全隐患。
两名无辜殒命的出租车司机，便是九十年代社会治安某个侧面的缩影。
那时，出租车行业风险颇高，司乘纠纷乃至抢劫伤害时有发生。
面对两三名身强力壮的乘客，司机常处弱势。
即便遭遇坐“霸王车”或小额抢劫，往往也因案值不大、取证困难、追击无门而不了了之，司机只能自认倒霉。
更有甚者，劫匪利用偏僻路线，以真假难辨的凶器相胁，劫掠财物后遁入夜色或山林，追索极为困难。
相较于财物损失，能保全性命已属万幸。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科技进步为公共安全带来了深刻变革。
如今，网络约车平台、车内监控、手机定位、遍布街巷的“天眼”系统，构成了立体化的安全防护网。
出租车司机被害的案件已大幅减少，这正是技术革新赋予寻常百姓的切实保障。
至于案件中那几位不幸的女性，她们的遭遇令人扼腕。
需知，无论在何种年代，人际交往，尤其是涉及情感与欲望的关系，始终需要一份清醒的审慎。
不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动卷入，洞察对方品性至关重要。
若全然不顾，只求一时之欢，便如同蒙眼行走于悬崖边缘，只能祈求运气眷顾，莫要遇上程鹏这般极端危险的人物。
尘封的案卷已然合上，血腥的往事终会淡去。
唯愿世人能从这极端案例中获得些许警醒，于生活中多一分谨慎，多一分对生命的敬畏，方能平安顺遂，远离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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