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拜的身影掠过雪域高原的气象站时，寒风如刀割，稀薄的空气里裹着雪粒，能见度不足三米。
气象站建在海拔四千米的山坳里，红白色的铁皮房在皑皑白雪中格外醒目。站内只有一位老气象员，名叫赵德山，他已在此值守了四十余年。
老赵的脸颊被高原紫外线晒得紫红，双手关节肿大，那是常年在低温中操作仪器落下的风湿。他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台老旧的温度计和湿度计，旁边是厚厚的观测日志，密密麻麻记满了四十年来的气象数据。
“现在都有卫星遥感了，还用得着人工观测？”前来替换他的年轻技术员不解地问。
老赵正用冻得发紫的手指擦拭仪器镜片，哈气融化着表面的薄冰：“卫星再准，也照不透山谷的乱流。”他年轻时曾经历过一场特大雪崩，正是因为他坚持人工观测，提前预警，才让山下的牧民躲过一劫。
暴雪封山是常事，气象站的物资常常断供。老赵就着雪水啃干粮，用煤炉取暖，哪怕仪器冻得无法启动，他也会徒步爬到山顶的观测点，用肉眼记录风雪变化。
陌拜飘在气象站窗外，看着他蜷缩在煤炉旁，借着微弱的火光整理观测日志，字迹工整得如同印刷体。一场特强暴风雪突然袭来，铁皮房摇摇欲坠，观测仪器面临被掩埋的危险。陌拜指尖微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护住了气象站，风雪绕着房屋流转，仪器完好无损。
老赵推开门，看着门外依旧肆虐的风雪，却唯独气象站周围风平浪静，他对着雪山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继续记录数据。这世间的责任，无关时代更迭，只在于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使命的坚守。
离开高原气象站，陌拜的身影掠过一座江南老街的修笔铺。
铺面不足十平米，木质柜台被岁月磨得发亮，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钢笔、毛笔，空气中弥漫着墨水与木头的混合气息。铺主是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名叫苏墨林，他是这座城市最后一位修笔匠。
苏老的手指枯瘦却有力，捏着细小的笔尖，正在给一支老式钢笔换墨囊。他的工具箱里，藏着几十种特制工具，都是他亲手打磨的，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年历史。
“现在都用电子产品了，谁还修钢笔啊？”放学路过的学生笑着说。
苏老没有抬头，专注地调试着钢笔的笔尖：“字是人的脸面，笔是写字的根。”他年轻时曾是钢笔厂的技术员，见证过钢笔的黄金时代，后来工厂倒闭，他便开了这家修笔铺，一守就是三十年。
有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拿来一支父亲留下的旧钢笔，笔杆已经开裂，笔尖也弯了。“这是我爸当年高考用的笔，我想带着它去考场。”学生红着眼眶说。
苏老小心翼翼地拆开钢笔，用砂纸打磨笔尖，用胶水修补笔杆，又在笔尾刻上“金榜题名”四个字。他没收一分钱，只说：“好好写字，别辜负了这支笔。”
陌拜飘在铺门口，看着苏老佝偻着背，在台灯下修笔，每一个动作都饱含深情。一场大雨冲垮了铺门口的遮雨棚，雨水眼看就要淋湿柜台上的钢笔。陌拜轻轻一吹，雨势转向，遮雨棚的支架也奇迹般地稳固下来。
苏老看着干爽的钢笔，对着门口作了个揖。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修笔，不仅是为了使用，更是为了留住一份念想。这世间的匠心，无关潮流，只在于对时光的珍视与对情感的守护。
陌拜的身影继续前行，来到了横断山区的茶马古道。
古道蜿蜒曲折，铺着青石板，两旁是陡峭的悬崖和茂密的森林。一位名叫李顺的邮差，正背着沉重的邮包，沿着古道艰难前行。他是这条古道上最后一位步行邮差，已在此坚守了二十五年。
李顺的脚上穿着一双磨破了底的胶鞋，小腿上绑着护膝，背上的邮包重达三十斤，里面装着山里村民的信件、包裹和报刊。古道艰险，有些路段只能容一人通过，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现在都有快递了，怎么还走这么危险的路送信？”偶遇的背包客问道。
李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喘着气说：“山里信号不好，快递到不了。”他年轻时接过父亲的邮包，父亲走了一辈子古道，临终前说：“山里人离不开信，你要把信送到每一户人家。”
二十五年间，李顺走坏了一百多双鞋，磨破了无数件衣服，遭遇过泥石流、野兽袭击，却从未耽误过一次投递。他不仅送信，还帮村民代购药品、生活用品，成了山里人与外界联系的纽带。
有一年冬天，古道结冰，李顺在投递途中不慎滑倒，摔断了肋骨。他躺在雪地里，忍着剧痛，把邮包紧紧抱在怀里，直到被路过的村民发现。伤还没痊愈，他又背着邮包上了路。
陌拜飘在古道上方，看着李顺在冰面上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他轻轻一吹，古道上的冰面渐渐融化，露出平整的青石板，李顺的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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