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十年:我的官场笔记
2025年春,渝东南的山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顺着风,落在农村学校的塑胶跑道上。我带着调研组走进云雾镇中心小学时,校长老陈正蹲在操场边,看着几个孩子围着篮球架发呆——那是去年刚更换的新篮球架,可球筐上的网早已被磨破,露出锈迹斑斑的铁圈。
“李局,不是我们不爱护,是孩子们玩得太疯,加上山里湿度大,器材损耗快。”老陈搓着手,语气里满是无奈,“还有实验室的显微镜,有两台已经转不动了,想申请更换,可县里的采购指标一直批不下来。”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教学楼的墙面上,去年粉刷的涂料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食堂门口的排水沟堵塞,积着发黑的污水,散发出淡淡的异味。
“这些问题,为什么不往上报?”我皱起眉头。
老陈叹了口气,压低声音:“之前报过好几次,可每次都被打了回来,说县里财政紧张,让我们先克服。后来才知道,那些本该给农村学校的维修资金,被挪去给城区某中学建多功能报告厅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专项整治后,教育系统的歪风邪气虽被遏制,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沉疴,并没有彻底根治。
回到县里,我立刻调阅了近三年的教育经费使用明细。果然,数据不会说谎——城区学校的经费投入占比高达65%,而农村学校虽然数量占比超过70%,经费却不足35%。更让人愤怒的是,有两笔共计800万元的农村学校维修专项资金,被以“应急调度”的名义,挪用给了城区某重点中学搞基建。
我拿着明细单,直接找到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老吴。
老吴的办公室装修得精致考究,与农村学校的破败形成鲜明对比。他坐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手里端着紫砂茶杯,慢悠悠地说:“李局,你刚来没多久,可能不懂县里的难处。城区重点中学是咱们县的门面,接待上级检查、对外宣传都靠它,经费倾斜一点也是应该的。”
“门面?”我把明细单拍在桌上,声音忍不住提高,“农村学校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他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用着损坏的器材,而城区学校却在建豪华报告厅,这公平吗?”
老吴的脸色沉了下来:“李局,说话注意分寸。经费调度是县里的集体决策,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你要是执意要追究,恐怕会影响县里的团结。”
“团结不是牺牲农村孩子的利益换来的。”我寸步不让,“这笔钱必须追回来,还给农村学校。否则,我会直接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
老吴没想到我如此强硬,愣了半天,才不情不愿地说:“行,我会召集财政局、教育局开会研究,但能不能追回来,我不敢保证。”
我知道,老吴和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长是老战友,这笔挪用的资金里,肯定有猫腻。为了防止他们暗箱操作,我直接联系了市教育局和市纪委,把相关证据递了上去。
在市级部门的介入下,挪用的800万元专项资金很快被追了回来。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调查中发现,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不仅参与了资金挪用,还存在收受建筑商贿赂、违规招生等问题。
最终,该校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而老吴,因为负有领导责任,被诫勉谈话,调离了分管教育的岗位。
资金追回来后,我立刻组织制定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专项计划》,将800万元专项资金,连同当年新增的农村教育经费,全部用于农村学校的维修改造、器材更新和师资培训。
云雾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重新进行了粉刷,堵塞的排水沟被疏通,实验室换上了崭新的显微镜和实验器材;偏远的青山村小学,建起了标准化的图书室,藏书量达到了5000多册;所有农村学校的食堂,都进行了升级改造,配备了消毒柜、保鲜柜,孩子们终于能吃上安全、营养的饭菜。
但我深知,硬件设施的改善只是第一步。农村教育最大的短板,是师资力量的薄弱。
调研中发现,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很多农村教师都是民转公的老教师,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年轻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经验不足,且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干不了两年就想方设法调到城区学校。
有次在青山村小学听课,一位老教师用“填鸭式”的方法讲课,课堂上死气沉沉,孩子们听得昏昏欲睡。课后我和他交流,他无奈地说:“李局,我也想创新教学方法,可年纪大了,学不会电脑,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喜欢什么,只能按老办法教。”
而年轻教师小王,则向我吐了苦水:“李局,我不是不想留在农村,可这里的条件太苦了。学校没有教师周转房,我只能住在村民家里;交通不便,周末想回趟家都难;而且教学资源匮乏,想开展素质教育都没有条件,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都跟不上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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