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轰鸣着驶入上海北站，如同一条疲惫的钢铁巨蟒，终于钻出了华北平原的沉闷与肃杀，一头扎进了这个光怪陆离、气息迥异的东方魔都。林怀仁步出车厢，一股混杂着煤烟、潮湿水汽、香水、汗液和某种陌生香料的气味扑面而来，呛得他微微一怔。
眼前的景象，更是与北平截然不同。站台上人流如织，喧嚣鼎沸，西装革履的洋人、身着旗袍的摩登女郎、短衫草鞋的苦力、长袍马褂的旧式商人……各色人等摩肩接踵，构成一幅流动的、充满矛盾与活力的浮世绘。高耸的西洋钟楼，玻璃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洋货，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铁轨，一切都在宣告着这里的“现代”与“开放”。
陈明远雇了两辆黄包车，载着他们和简单的行李，前往事先托人租赁的住处。车子穿行在街道上，林怀仁沉默地观察着这座陌生的城市。他看到外滩巍峨的银行大厦与江面上悬挂万国旗的军舰，也看到不远处破败拥挤的里弄棚户；听到咖啡馆里飘出的爵士乐，也听到码头工人沉重的号子。这里，华界与租界犬牙交错，东方与西方以一种生硬而又奇异的方式拼接在一起，繁华与堕落，进步与屈辱，如同硬币的两面，赤裸裸地并存。
他的临时寓所位于公共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一条弄堂里，是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不算宽敞，但闹中取静。安顿下来后，他并未急于挂幡行医，而是带着陈明远，如同一个谦逊的学生，开始走访上海的医界。他们参观了由教会创办、设备精良的仁济医院，也探访了藏身于小巷、名声在外的中医诊所；他们翻阅着上海五花八门的报纸，感受着这里远比北平活跃和多元的舆论氛围。
然而，他很快发现，上海的“开放”背后，是更为尖锐和赤裸的中西文化冲突与阶层壁垒。在租界的西医院里，洋人医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医生多为助手，而中医更是被视若无物，甚至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一次，在一家西洋药房的开幕典礼上，他亲耳听到一位英国医生在演讲中，公然将中医称为“基于迷信与幻想的原始医术”，台下不少衣着光鲜的华人竟也随之附和讪笑。而在一些保守的华人圈子里，对西医的排斥与对“洋鬼子”的不信任，也同样根深蒂固。
两种偏见如同两道高墙，横亘其间。林怀仁感到，在这里推行“衷中参西”，所面临的，不仅是学理之争，更是背后复杂的殖民心态、文化自卑与商业利益的纠缠。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喧嚣的角力场，一时竟不知该从何处落针。
转机，在一个闷热的雷雨之夜，不期而至。
那晚，骤雨倾盆，法租界一栋豪华公寓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怡和洋行的首席买办，周世昌，突然病倒，病情来势汹汹。先是畏寒高热，继而神昏谵语，周身出现紫黑斑块，呕吐不止。家人连夜请来了租界里最有名的两位西洋医生，诊断疑似“败血症”或某种烈性传染病，但使用了解热剂、镇静剂并尝试了最新的磺胺类药物后，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急转直下，周世昌已陷入深度昏迷，脉搏微弱欲绝，眼看就要不行了。
周家乱作一团，周太太哭得几乎晕厥。周世昌不仅是洋行的顶梁柱，在沪上华商中也颇有声望，他的猝然病危，惊动了不少人。有人情急之下，想起了近日沪上小范围流传的、关于一位从北平来的“御医”的消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冒雨驱车来到了林怀仁的住处。
“林先生！求您救命！”来人浑身湿透，语气焦急万分，“周买办不行了，洋大夫都说没救了！”
林怀仁闻听，没有丝毫犹豫，提起他那随身携带、装有金针和常用应急药材的药箱，对陈明远道：“明远，带上我备的那瓶‘紫雪丹’，随我出诊！”
雨夜中的公寓，气氛压抑。两位西洋医生见请来了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医，脸上立刻露出不屑与恼怒的神情，用英语交谈着，认为这是对现代医学的侮辱。周家人则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将林怀仁引至病榻前。
林怀仁无视那两位洋医生的目光，凝神诊察。但见周世昌面色黧黑，昏聩不醒，扪其额头，灼热烫手，切其脉搏，沉伏而数，有力却滞涩，再看其胸腹斑疹紫黑，舌质绛紫，苔焦黑起刺。他心中猛地一沉：此乃中医所谓“邪热内陷营血，逆传心包”之危重证候，相当于西医所说的严重感染导致的中毒性休克合并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确已是九死一生之局！
两位洋医生在一旁冷言冷语：“体温超过四十度，循环衰竭，除非上帝显灵……”
林怀仁眉头紧锁，迅速思索。常规的清热凉血方药，恐病重药轻，难以逆转危局。必须用猛药，直挫其病势！他想起《温病条辨》中对于此类“热深厥深”证候的论述，需用“三宝”之类芳香开窍、清热解毒重剂，或有生机。
“明远，紫雪丹！”他沉声道，同时取出金针，迅疾如风，刺入患者人中、十宣、曲泽、委中等穴，以开窍泄热，调节紊乱的厥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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