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得知林雪宁怀孕,我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过去,我的周末,大多是在办公室的加班,或是各种看似休闲、实则充满博弈的饭局中度过的。而现在,我学会了推掉那些不必要的应酬,将手机调至静音,把时间,真正地留给家庭。
每天晚饭后,陪着林雪宁在家属院里散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核心议程”。
夏夜的风,带着植物的清香,拂过脸颊,格外惬意。我们走得很慢,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听着周围邻居闲话家常的声音,和孩子们追逐的笑闹声,我内心那些因工作而紧绷的弦,会一根根地松弛下来。
“江远,”一个晚上,林雪宁忽然停下脚步,仰头看着我,眼中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开始进行‘胎教’了?”
“胎教?”
这个词,像一个陌生的专业术语,砸进了我的脑海。我愣了一下,随即,我身体里那个“江主任”的DNA,瞬间被激活了。
对于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领域,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询问,而是——研究。
第二天,我的办公桌上,就多出了几本崭新的、包装精美的书籍。《哈佛博士的黄金胎教法》、《音乐神童的诞生:莫扎特效应深度解析》、《零岁教育:决定孩子一生的关键》。
我把“胎教”,当成了一个亟待攻克的、市级重点项目来对待。我甚至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分门别类地,罗列要点:第一阶段,听觉系统发育期,主攻古典音乐;第二阶段,大脑皮层活跃期,辅以故事刺激;第三阶段……
林雪宁看着我那副一本正经、仿佛在撰写五年规划草案的模样,笑得前仰后合。
“江远,你这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下一个市委书记吗?”她打趣道。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但依然坚持我的“科学方法论”。
于是,我们家的第一个“胎教项目”,在一派庄严而肃穆的气氛中,正式启动了。
项目一:故事疗法。
周末的午后,阳光正好。我让林雪宁舒适地靠在沙发上,然后,我清了清嗓子,像在主席台上准备致辞一般,拿起了那本厚厚的《安徒生童话》。
“咳咳,”我翻开第一页,“从前,有一个……”
我的声音,卡住了。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却发现里面储存的,全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落实”、“深入推进”之类的句式。那些生动有趣的、属于童话世界的语言,对我来说,竟是如此的陌生。
我硬着头皮,磕磕巴巴地往下念。念到《小红帽》时,职业本能,让我不由自主地,开始了“深度解读”。
“这个故事,核心反映了几个问题,”我皱着眉头,分析道,“第一,家庭安全教育的缺失。小红帽的母亲,在明知森林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依然让未成年人单独出行,这是监护人的失职。第二,社区安防体系的薄弱。狼作为高风险掠食者,能够在社区内自由活动,说明网格化管理存在巨大漏洞。第三……”
“噗嗤——”
林雪宁再也忍不住,笑倒在沙发上,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都笑了出来。
“江主任,”她一边笑,一边摆手,“求求你,放过小红帽吧。我怕宝宝听了,以后连门都不敢出了。”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第一次,“故事疗法”项目,宣告失败。
项目二:音乐熏陶。
我迅速调整策略,将重心,转移到了更具“标准化操作流程”的音乐胎教上。
我从网上下载了据说最适合胎教的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K448》,并且,我还特意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指出,这首曲子,在逻辑性、空间感和旋律的愉悦度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然而,当悠扬的钢琴声在客厅里响起时,林雪宁却微微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我问道,“不喜欢吗?数据显示,这首曲子对促进胎儿大脑神经元发育,有显着效果。”
“数据?”林雪宁有些无奈地看着我,“江远,这不是做项目。我只是觉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给人的感觉更舒缓,更贴近自然。”
“但贝多芬的曲式结构,过于强调情绪的递进与冲突,”我立刻反驳道,像在会议上与人辩论一般,“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莫扎特的逻辑性,更有利于早期智力模型的构建。”
“投入产出比?”林雪宁哭笑不得,“亲爱的江主任,我们是在孕育一个生命,不是在搞风险投资。我只想要孩子,能感受到平静和美好,而不是被硬塞一套‘智力模型’。”
我们俩,因为莫扎特和贝多芬,谁的“性价比”更高,而展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争论。
最终,在林雪宁的坚持下,客厅里,换上了舒缓的《田园交响曲》。而我,则有些挫败地坐在旁边。第二次,“音乐熏陶”项目,也并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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