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得知林雪宁怀孕，我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过去，我的周末，大多是在办公室的加班，或是各种看似休闲、实则充满博弈的饭局中度过的。而现在，我学会了推掉那些不必要的应酬，将手机调至静音，把时间，真正地留给家庭。
每天晚饭后，陪着林雪宁在家属院里散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核心议程”。
夏夜的风，带着植物的清香，拂过脸颊，格外惬意。我们走得很慢，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听着周围邻居闲话家常的声音，和孩子们追逐的笑闹声，我内心那些因工作而紧绷的弦，会一根根地松弛下来。
“江远，”一个晚上，林雪宁忽然停下脚步，仰头看着我，眼中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开始进行‘胎教’了？”
“胎教？”
这个词，像一个陌生的专业术语，砸进了我的脑海。我愣了一下，随即，我身体里那个“江主任”的DNA，瞬间被激活了。
对于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领域，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询问，而是——研究。
第二天，我的办公桌上，就多出了几本崭新的、包装精美的书籍。《哈佛博士的黄金胎教法》、《音乐神童的诞生：莫扎特效应深度解析》、《零岁教育：决定孩子一生的关键》。
我把“胎教”，当成了一个亟待攻克的、市级重点项目来对待。我甚至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分门别类地，罗列要点：第一阶段，听觉系统发育期，主攻古典音乐；第二阶段，大脑皮层活跃期，辅以故事刺激；第三阶段……
林雪宁看着我那副一本正经、仿佛在撰写五年规划草案的模样，笑得前仰后合。
“江远，你这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下一个市委书记吗？”她打趣道。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但依然坚持我的“科学方法论”。
于是，我们家的第一个“胎教项目”，在一派庄严而肃穆的气氛中，正式启动了。
项目一：故事疗法。
周末的午后，阳光正好。我让林雪宁舒适地靠在沙发上，然后，我清了清嗓子，像在主席台上准备致辞一般，拿起了那本厚厚的《安徒生童话》。
“咳咳，”我翻开第一页，“从前，有一个……”
我的声音，卡住了。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却发现里面储存的，全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落实”、“深入推进”之类的句式。那些生动有趣的、属于童话世界的语言，对我来说，竟是如此的陌生。
我硬着头皮，磕磕巴巴地往下念。念到《小红帽》时，职业本能，让我不由自主地，开始了“深度解读”。
“这个故事，核心反映了几个问题，”我皱着眉头，分析道，“第一，家庭安全教育的缺失。小红帽的母亲，在明知森林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依然让未成年人单独出行，这是监护人的失职。第二，社区安防体系的薄弱。狼作为高风险掠食者，能够在社区内自由活动，说明网格化管理存在巨大漏洞。第三……”
“噗嗤——”
林雪宁再也忍不住，笑倒在沙发上，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都笑了出来。
“江主任，”她一边笑，一边摆手，“求求你，放过小红帽吧。我怕宝宝听了，以后连门都不敢出了。”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第一次，“故事疗法”项目，宣告失败。
项目二：音乐熏陶。
我迅速调整策略，将重心，转移到了更具“标准化操作流程”的音乐胎教上。
我从网上下载了据说最适合胎教的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K448》，并且，我还特意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指出，这首曲子，在逻辑性、空间感和旋律的愉悦度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然而，当悠扬的钢琴声在客厅里响起时，林雪宁却微微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我问道，“不喜欢吗？数据显示，这首曲子对促进胎儿大脑神经元发育，有显着效果。”
“数据？”林雪宁有些无奈地看着我，“江远，这不是做项目。我只是觉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给人的感觉更舒缓，更贴近自然。”
“但贝多芬的曲式结构，过于强调情绪的递进与冲突，”我立刻反驳道，像在会议上与人辩论一般，“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莫扎特的逻辑性，更有利于早期智力模型的构建。”
“投入产出比？”林雪宁哭笑不得，“亲爱的江主任，我们是在孕育一个生命，不是在搞风险投资。我只想要孩子，能感受到平静和美好，而不是被硬塞一套‘智力模型’。”
我们俩，因为莫扎特和贝多芬，谁的“性价比”更高，而展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争论。
最终，在林雪宁的坚持下，客厅里，换上了舒缓的《田园交响曲》。而我，则有些挫败地坐在旁边。第二次，“音乐熏陶”项目，也并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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