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办公室的“压力测试”算是通过了。
赵立春最终收下了我的方案。他虽未明确赞许，但那句“留在这里吧”，已是最好的通行证。
常委会很快召开。我的方案作为“发改委重点议题”，出乎意料地顺利通过了。过程之所以如此顺畅，只因市长与书记这两位最高决策者未提出异议，钱振华的声音自然被淹没在集体通过的掌声里。
至此，海州市的“大健康产业”战略正式立项，获得了在此地落地生根的资格。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摆在面前。
省级规划的“天花板”，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长期横亘在海州的发展道路上。多年来，海州在省里的定位一直是“重工业基地”，这个定位犹如一把双刃剑，既给海州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也限制了其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
所有的政策、资金，乃至每年的能源消耗指标，都紧密围绕着“重工业基地”这一定位进行设计和分配。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使得海州在面对市场变化和新兴产业崛起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江远提出的“大健康”战略，虽然在市里获得了通过，但一旦上报到省里，就必然会与省发改委早已制定好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产生严重冲突。这就好比两条轨道，一条已经铺设好，另一条却要强行插入，其难度可想而知。
省里的态度对于海州的新战略至关重要。如果省里不看好这个战略，不批准相关资金和政策支持，那么海州的“大健康”战略恐怕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纸面上，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景，而无法真正落地实施。
“这是路线问题。”王一鸣在办公室里对我直言不讳，“省里对海州的定位是铁板一块。我们想从重工业转为健康产业，等于是挑战省里的既定战略。”
“硬碰硬，不行。”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期待，“小江，你一向善于另辟蹊径，有没有办法能绕开这个省级规划的‘天花板’？”
我明白，王一鸣已经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自由。现在，是我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了。
我回到办公室，没有立刻着手修改规划文件，而是让孟思远调取了近十年来海州市所有向省里提交的“产业转型”报告。
三天后，我的桌上堆满了厚厚的档案。
我一本本地翻阅，越看越是心惊。这些报告无一例外，充斥着大量的官样套话——“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措辞华丽，核心内容却千篇一律。所有的转型，都是在重工业框架内的小修小补，没有一个敢于打破既有框架。
“难怪省里不批。”我摇了摇头，“不是省里不想让海州转型，而是海州提交的方案，根本看不到转型的诚意。”
我决心不再走常规的公文流程，不再写那些充斥着套话的请示。我决定，来一次政治上的冒险。
我让孟思远将我之前为反击钱振华而撰写的那份“传统工业民生账”数据分析单独提取出来。然后，我用整整一个周末，不眠不休，将自己对海州乃至整个传统工业城市转型困境的思考，浓缩成了一份深度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摒弃了所有那些空洞无物、千篇一律的官样套话，也没有任何一个华而不实、大而化之的战略口号。它完全摆脱了发改委一贯以来所擅长的那种宏大叙事风格，而是另辟蹊径，从海州最基层的下岗工人、最真实的医保数据以及最紧迫的生态环境这三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切口切入，以小见大，深入挖掘并剖析了传统工业路线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就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精准地揭示了传统工业路线是如何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城市的肌体。
报告的核心思想简洁有力，标题便是——《传统工业城市转型阵痛与路径探索：以海州为例》。
它没有直接为“大健康”战略请示资金，只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一座城市的GDP增长，是以牺牲一代人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这种增长，对国家战略、对人民福祉，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这一问，便将一个原本属于海州内部的产业调整，上升到了关系省级战略与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
我将报告打印出来，递交给了王一鸣。
“江远，你这份报告，很有穿透力。”王一鸣看完后，久久不语，脸色凝重，眼神里却满是赞赏。“但是，你知道吗？它太锋利了。”
他指着报告：“它几乎是在指着省里过去十几年的产业政策说：你们错了。如果走常规公文渠道，它会被压下来，甚至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知道。”我平静地回答，“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不需要省里直接回复，我只需要它能被省里最高层的决策者看到。”
我看着王一鸣，眼神坚定。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要的不是批复，而是引起高层的思考。这是一种借力打力，是将内部的路线之争，升格为更高层级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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