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委大院出来，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站在路边，任由车流从身边呼啸而过，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
张青峰书记最后交代的那个任务，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这不仅仅是一份材料，更是一份投名状，一张通往更高平台的入场券。写得好，一步登天；写不好，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化为泡影。
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打车去了县图书馆。
接下来的整整五天，我几乎是以图书馆为家。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与“干部作风”和“营商环境”相关的知识。从中央的政策文件，到外地先进县市的经验做法，再到本县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年鉴……我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枯燥的文字和数据里。
这期间，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林雪宁发了个信息，告诉她我最近要写一份重要材料，需要闭关几天；二是给老同事王哥打了个电话，旁敲侧击地请教了一些机关材料的“忌讳”和“分寸”。
王哥在电话那头嘿嘿一笑，隔着听筒，我都能想象出他那副洞察一切的表情。他没多问我给谁写，只是点拨了我几句：“给大领导写东西，切记三点。第一，站位要高，要用领导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第二，落点要实，空话套话谁都会说，关键是要有具体抓手，能解决实际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调子要稳，可以提问题，但不能光批评，更不能否定过去的成绩。要多用‘优化’、‘提升’、‘完善’，少用‘整顿’、‘改革’、‘推翻’。”
这几句话，如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瞬间明白了张青峰让我写这份材料的深意。他要的，不是一份充满激进言辞的“战斗檄文”，而是一份立足现实、稳中求进的“施政参考”。
有了清晰的思路，下笔便如有神。
第六天晚上，我终于完成了三千字的初稿。我没有急于定稿，而是把它打印出来，逐字逐句地朗读、修改。每一个用词，每一个标点，都反复推敲。直到第七天上午，我才将最终的定稿，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
我没有用电脑打印。手写稿，更能体现出一种态度，一种对领导的尊重。
周一上午九点，我再次来到县委大院。这一次，我没有让陈思宇下来接。我将密封好的文件袋，恭敬地交给传达室的门卫，请他转交陈秘书。
做完这一切，我如释重负。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
接下来的几天，波澜不惊。
我回到了史志办，继续每天一杯茶、一份报纸的“养老”生活。局里的同事们见我回来，眼神里都带着几分探寻，但谁也没有多问。官场里的人，都懂得一个道理：不该问的，别问。
只有周毅副局长，在楼道里碰到我时，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年轻人，沉住气。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安抚我，也是在提醒我。
然而，这看似平静的湖面下，一场人事地震，正在悄然酝酿。
周三下午，一份盖着县委组织部红头印章的调令，被机要员送到了教育局陈东海局长的办公桌上。
文件不长，内容却极具爆炸性：
“关于借调江远同志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函。”
陈东海看着那份调令，捏着烟的手，微微一颤。他缓缓地靠在椅背上，目光复杂地看着窗外。许久，他才拿起电话，按下了周毅办公室的内线号码。
“老周，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被借调到县委办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教育局大楼。
史志办那扇常年紧闭的门，第一次变得“热闹”起来。
“小江，恭喜恭喜啊！这可真是平步青云了！”
“江主任，以后到了县委办，可得多关照我们老同事啊！”
昔日对我爱答不理的科长老刘，此刻笑得像一朵菊花，亲自端着茶杯给我续水。而一直嫉妒我的小刘，则远远地躲在自己的工位上，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连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憨厚的小张跑过来，真心实意地替我高兴：“江哥，你太牛了！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我微笑着，一一应付着这些或真诚、或虚伪的祝贺。我明白，他们祝贺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县委办”那三个字所代表的权力光环。
傍晚，周毅和科长刘光明，张罗着在县招待所给我办了个践行宴。教育局有头有脸的科室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
酒桌上的气氛，前所未有的热烈。
陈东海局长作为主陪，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拍着我的肩膀，感慨万千：“江远啊，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这次能被张书记看中，是你自己的本事，也是我们教育局的光荣。到了新的岗位，要戒骄戒躁，多听多看多学，不要辜负了领导的期望。”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肯定了我的能力，也点明了我是“教育局的人”，巧妙地维系住了这份香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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