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中旬的广州，国民党秘密情报组的会议室里，弥漫着烟草与咖啡混合的味道。长条会议桌两侧坐满了情报科成员。
戴笠坐在主位，指尖夹着雪茄，目光如鹰隼般扫过众人，会议桌中央的白纸上，用红笔圈着“武汉学运”“苏联军火”“广西清剿”三个关键词——这是本周会议的核心议题。
陈默坐在靠窗的末位，手里捏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笔尖悬而未动。
自潜行规则确立后，他在公开场合愈发低调，情报小组会议更是如此——不主动发言，不参与争论，只在被点名时简要汇报，这种“中庸姿态”是他刻意维持的保护色，既不会因沉默被视为“无能”，也不会因突出被当成“靶子”。
“先说武汉学运，”戴笠弹了弹雪茄灰，目光落在特务科李科长身上，“你们那边查到什么？北大进步学生的联络点找到了吗？”
李科长立刻挺直腰板，语气带着邀功的急切：“戴先生，查到了！他们主要在武汉师范学院附近的茶馆聚会，每周三晚八点，我们已经安排了眼线，就等您下令抓捕！”
“急什么？”
戴笠皱了皱眉，“没摸清他们的组织架构，抓几个小喽啰有什么用？下周陈默去武汉，你们配合他，先摸清骨干名单，再动手。”
突然被点名，陈默放下笔，站起身，语气平稳：“是，戴先生。我已整理好武汉学运的前期资料，重点关注北大进步学生的籍贯分布和过往言论，到武汉后会先与当地情报站对接，再制定调查方案。”
他的汇报简洁得近乎简略，没有多余的细节，也没有表决心的豪言，刚好符合“按流程办事”的人设。
戴笠点点头，示意他坐下，又看向训练科赵刚：“广西清剿的事，桂系那边有回复吗？”
赵刚放下咖啡杯，语气严肃：“李宗仁那边说，要我们先提供一批军火，才肯配合清剿。我觉得可以答应，只要能把广西的共党连根拔起，这点军火不算什么。”
“不行！”
宣传科王科长立刻反驳，“李宗仁反复无常，万一我们给了军火，他不办事怎么办？我建议先让他清剿一部分共党，我们再给军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懂什么？”
赵刚瞪了他一眼，“广西地形复杂，没有桂系配合，我们根本进不去！”
两人瞬间吵了起来，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嘈杂。
陈默低着头，假装整理笔记本，眼角的余光却在快速观察：李科长满脸不耐，显然觉得争论浪费时间；周凯坐在斜对面，眼神闪烁，时不时看向戴笠，似乎在琢磨该帮谁说话；林薇则面无表情，手指在桌下轻轻敲击，像是在分析局势——这些细微的反应，都是情报组内部关系的“晴雨表”。
他心里快速记下：李科长急功近利，赵刚强硬冒进，王科长谨慎多疑，周凯趋炎附势，林薇深藏不露。
而戴笠的态度更值得玩味——他没有立刻制止争论，反而端着咖啡杯静静观察，显然是在借争论看众人的立场和能力。
“都闭嘴！”几分钟后，戴笠猛地拍了桌子，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李宗仁那边，按陈默的建议办。”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默身上，他心里一愣——自己根本没提建议，戴笠这是故意考验他。
他快速起身，语气依旧平稳：“戴先生，我认为可以分两步：第一步，先给少量军火，让李宗仁清剿外围据点，证明诚意；第二步，等他清剿完成，再给剩余军火，同时要求他提供广西共党的核心情报。这样既避免被骗，又能推动清剿。”
这番话既兼顾了赵刚的“推进”和王科长的“谨慎”，又符合戴笠“稳扎稳打”的风格。
戴笠满意地点头：“就按你说的办！赵刚，你负责军火交接；王科长，你负责跟进情报。”
两人虽不服气，却也不敢反驳，只能应声答应。
陈默坐下时，注意到周凯投来的审视目光，他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翻看笔记本——刚才的临时应对虽过关，但也让他意识到，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考验，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接下来是成员汇报工作进展。
周凯第一个站起来，语气夸张：“戴先生，这周我排查了军校二十份思想汇报，发现三名学员有激进言论，已经标注出来，还跟踪了两名可疑人员，摸清了他们的住址！”
陈默心里冷笑——周凯所谓的“成果”，大多是小题大做，标注的激进言论不过是学员讨论北伐策略，跟踪的可疑人员也是普通商人。但他没有拆穿，只是默默听着。
林薇汇报时则简洁精准：“我整理了上海工运的最新动态，发现他们近期活动减少，可能是收到了风声。另外，译完了三份苏联军火的外文电报，主要是运输路线调整，下月起改从青岛港入境。”
“青岛港？”
戴笠眼神一凛，“这个信息重要！陈默，你记一下，武汉任务完成后，重点盯青岛港的军火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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