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年夏末，北平正阳门火车站的人潮，就像刚开闸的洪水。扛着包袱的旅客、拉着黄包车的车夫、叫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挤在一起，京腔、河北话、还有像陈幽这样的湖南口音混在一处，吵得人耳朵嗡嗡响。陈幽背着青布包袱，紧紧跟着子仁——这就是北平？
比长沙热闹十倍，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有洋车轮胎的橡胶味，有街边包子铺的面香味，还有一种属于大地方的、既鲜活又厚重的气息。
“默之，跟紧点，别丢了！”
子仁回头喊了一声，手里攥着写着客栈地址的纸条，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同行的赵勇和其他几个湖南青年也都看呆了，东张西望地，差点被人流冲散。
出了火车站，陈幽才算真正看清北平的模样——灰砖灰瓦的四合院挨着高大的洋楼，穿长袍马褂的老先生和留着短发、穿学生装的青年并肩走在街边，黄包车“叮铃铃”地从洋车旁边驶过，墙根下还有衣衫褴褛的乞丐，伸出黑乎乎的手乞讨。
一边是光鲜亮丽，一边是穷苦潦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撞在陈幽眼里，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地方”。
“先生，咱们住哪儿啊？”
赵勇揉了揉被太阳晒得发疼的额头，北平的太阳比湖南毒，风也干，才走了一会儿，他就觉得嘴唇发裂。
“就在北大附近的客栈，离沙滩红楼近，方便去听课。”子仁指着前方，“再走两条街就到了。”
几人跟着子任拐进一条胡同，胡同里铺着青石板，两侧的四合院门楣上挂着红灯笼，偶尔有门开了，会探出个梳着发髻的妇人脑袋，好奇地打量他们这几个穿着南方衣衫的青年。
陈幽边走边看，胡同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有写着“北大招生”的，有画着京剧脸谱的，还有些印着他不认识的洋文，让他觉得既新鲜又陌生。
走到胡同尽头，就见一家挂着“吉祥客栈”木牌的小店，门脸不大，进去后是个小院子，摆着两张旧藤椅，墙角种着棵石榴树，结着几个青疙瘩似的果子。
掌柜的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一口京腔说得慢悠悠的：“几位是湖南来的吧？先生打过招呼了，给你们留了三间房，都是通铺，一天两毛钱，管开水。
陈幽跟着掌柜的上了二楼，房间不大，摆着两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褥子，窗户纸是新糊的，透着光。
他把包袱往床上一放，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窗边，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胡同里的景象，远处还能隐约看到北大红楼的尖顶，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这就是他接下来要住的地方，离北大这么近，离他的理想这么近。
“默之，过来喝点水。”
子仁端着两碗开水走进来，“北平的水硬，刚开始可能喝不惯，慢慢就好了。晚上咱们去街对面的包子铺吃饭，尝尝北平的炸酱面。”
陈幽接过碗，喝了一口，水确实比湖南的涩，却觉得格外解渴。
他看着子仁，想起离家时的忐忑，心里踏实了不少——有子仁在，有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就算在北平遇到困难，也不怕。
接下来的几天，子仁忙着帮他们办北大旁听的手续，陈幽和其他人就留在客栈熟悉环境。
他学着说北平话，虽然说得磕磕绊绊，常把“胡同”说成“胡洞”，把“冰糖葫芦”说成“冰糖葫芦”，惹得掌柜的哈哈大笑；他学着适应北平的气候，每天早上起来喝碗热水，嘴唇不裂了，也不觉得口干了；他还学着逛北平的街，跟着赵勇去王府井，看那些摆着洋货的铺子，看穿着西装的洋人走过，心里感到既好奇，又有一点不服气。
这天下午，子仁拿着几张旁听证回来，笑着递给他们：“手续办好了，明天就能去北大听课，先去听李教授先生的《唯物史观》，李先生讲得好，能让人开窍。”
陈幽接过旁听证，上面印着“北京大学旁听证”几个字，还有北大的校徽，他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像揣着个宝贝。
晚上，他特意换上母亲缝的新长衫，对着镜子照了又照，生怕明天去听课的时候失礼。
第二天一早，陈幽起得比鸡还早，跟着子仁往北大沙滩红楼走。
路上遇到很多跟他们一样去听课的青年，有男有女，都穿着整齐的衣衫，手里拿着书本，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
走到红楼前，陈幽停下脚步，仰着头看——这就是北大红楼，红砖砌的外墙，高高的窗户，门口挂着“北京大学”的木牌，阳光洒在墙上，红得耀眼。
他想起苏文轩说的“新思想的摇篮”，想起大伙说的“青年的战场”，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进了红楼，里面人来人往，走廊里贴着各种学术讲座的海报，还有学生们办的刊物，陈幽凑过去看，有《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上面的文章他大多读过，可在这里看到，感觉格外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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