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他的指甲深深掐进纸页，把“死亡时间”四个字抠得发毛。
律师还在嚷嚷“没有直接证据”，唾沫星子溅到前排旁听者的肩膀上。赵佳贝怡没理，从文件夹底层抽出个透明密封袋，里面装着一小撮绿色粉末，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这是从731遗址的碎玻璃罐里提取的残留物。”她把密封袋递给法警，“影像第17分49秒，研究员往培养皿里加的绿色液体，是731特有的炭疽菌培养液，加了孔雀绿染色剂。
这种配方，只有石井四郎的核心团队掌握，清水百合的笔记第68页有详细配比——”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被告席上那些低垂的头，“我们在残留物里检测到了相同的成分，误差率低于0.1%。”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钢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有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突然捂住嘴，发出压抑的呜咽——赵佳贝怡认得她，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周奶奶，昨天在休息室，老人攥着她的手说：“妹子，我男人就是被他们用炭疽菌害死的，死的时候浑身烂得不成样，到死都睁着眼。”
老人的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却死死抓着赵佳贝怡的手腕，力气大得像铁钳。
“这些不是什么‘科学实验’，是有计划的屠杀。”赵佳贝怡的声音低了些，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
她想起去年冬天在太行山里遇到的那个老婆婆，老人盘腿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个掉漆的木匣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物——一件被血浸透的棉袄，布纹里还能看出弹孔的形状。
“1942年腊月，河北涞源的陈家村，”她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日军空投了带鼠疫菌的跳蚤，全村一百二十七口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八个。”
旁听席上传来抽气声。赵佳贝怡的指尖在桌子上轻轻敲着，节奏和当年抢救伤员时的心跳一样：“老婆婆的儿子是村医，为了照顾病人，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自己也倒了。
我去的时候，老人正给木匣子缝布套，说‘天冷了，给他加件衣裳’。她孙子，那个才三岁的娃，就死在她怀里，小手还攥着块冻硬的窝头，嘴角沾着点麦麸——和影像里铁笼里那个孩子，攥着半截油条的样子，一模一样。”
木村英二突然爆发出一阵怪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手指着赵佳贝怡：“证据！你们有什么证据？不过是些老掉牙的故事！是你们编造的！”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赵佳贝怡拿出了个小小的铁皮盒，打开时“哐当”一声，里面是几枚锈迹斑斑的金属牌。
“这是从实验体遗骸上找到的身份牌。”赵佳贝怡拿起其中一枚，上面的字迹被腐蚀得模糊，却能认出“王”字的轮廓，“这位王姓村民，是陈家村的木匠，影像里第二十七分十五秒，被强行拖进实验室的男人，胸前挂着的，就是同款身份牌。
他女儿现在还活着，住在石家庄，去年我去采访她时，她还能说出父亲被抓走那天，穿的是蓝色粗布褂子——影像里的人，穿的正是同款。”
法警把身份牌递给被告席，松井次郎的手抖得像筛糠，碰都不敢碰。
那个银灰色西装的律师还想说话，却被法官冷冷打断：“被告律师，请注意法庭秩序。”法官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桌角放着本厚厚的卷宗，封面印着“国际检察局绝密”，赵佳贝怡知道，里面是盟军在东京湾缴获的日军内部文件，详细记录了731部队的“成果汇报”。
作证持续了整整一天。窗外的太阳从东边爬到西边，把法庭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条拖在地上的血痕。当赵佳贝怡说出“我的证词完毕”时，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钢笔落地的声响。
几秒钟后，旁听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喊“正义”，有人哭着喊“杀人偿命”。周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朝着赵佳贝怡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眼泪砸在地板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赵佳贝怡微微鞠躬，转身走下证人席。腿麻得像灌了铅，是站得太久了。她经过被告席时，石井四郎的儿子突然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她，像头濒死的野兽。
赵佳贝怡没回头，挺直脊背往外走。阳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光带，像铺往回家的路。
走出法庭时，晚风带着点海腥味，吹得人清醒。赵佳贝怡抬头看了看天，星星已经冒出来了，稀稀拉拉的，却亮得很。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麻明福发来的短信：“村口老槐树开花了，小石头编了个花环，天天举着在路口等你。”她笑了笑，脚步轻快了些——该收拾行李了。
这场无声的证词，终究在历史的长卷上，刻下了深深的一笔。不是因为她有多勇敢，是因为真相本身，就有着穿石裂金的力量。那些被抹去的名字，被践踏的尊严，被撕碎的生命，终会借着这样的声音，在时光里永远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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