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他的指甲深深掐进纸页,把“死亡时间”四个字抠得发毛。
律师还在嚷嚷“没有直接证据”,唾沫星子溅到前排旁听者的肩膀上。赵佳贝怡没理,从文件夹底层抽出个透明密封袋,里面装着一小撮绿色粉末,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这是从731遗址的碎玻璃罐里提取的残留物。”她把密封袋递给法警,“影像第17分49秒,研究员往培养皿里加的绿色液体,是731特有的炭疽菌培养液,加了孔雀绿染色剂。
这种配方,只有石井四郎的核心团队掌握,清水百合的笔记第68页有详细配比——”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被告席上那些低垂的头,“我们在残留物里检测到了相同的成分,误差率低于0.1%。”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钢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有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突然捂住嘴,发出压抑的呜咽——赵佳贝怡认得她,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周奶奶,昨天在休息室,老人攥着她的手说:“妹子,我男人就是被他们用炭疽菌害死的,死的时候浑身烂得不成样,到死都睁着眼。”
老人的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却死死抓着赵佳贝怡的手腕,力气大得像铁钳。
“这些不是什么‘科学实验’,是有计划的屠杀。”赵佳贝怡的声音低了些,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
她想起去年冬天在太行山里遇到的那个老婆婆,老人盘腿坐在炕上,怀里抱着个掉漆的木匣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物——一件被血浸透的棉袄,布纹里还能看出弹孔的形状。
“1942年腊月,河北涞源的陈家村,”她缓缓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日军空投了带鼠疫菌的跳蚤,全村一百二十七口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八个。”
旁听席上传来抽气声。赵佳贝怡的指尖在桌子上轻轻敲着,节奏和当年抢救伤员时的心跳一样:“老婆婆的儿子是村医,为了照顾病人,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自己也倒了。
我去的时候,老人正给木匣子缝布套,说‘天冷了,给他加件衣裳’。她孙子,那个才三岁的娃,就死在她怀里,小手还攥着块冻硬的窝头,嘴角沾着点麦麸——和影像里铁笼里那个孩子,攥着半截油条的样子,一模一样。”
木村英二突然爆发出一阵怪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手指着赵佳贝怡:“证据!你们有什么证据?不过是些老掉牙的故事!是你们编造的!”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赵佳贝怡拿出了个小小的铁皮盒,打开时“哐当”一声,里面是几枚锈迹斑斑的金属牌。
“这是从实验体遗骸上找到的身份牌。”赵佳贝怡拿起其中一枚,上面的字迹被腐蚀得模糊,却能认出“王”字的轮廓,“这位王姓村民,是陈家村的木匠,影像里第二十七分十五秒,被强行拖进实验室的男人,胸前挂着的,就是同款身份牌。
他女儿现在还活着,住在石家庄,去年我去采访她时,她还能说出父亲被抓走那天,穿的是蓝色粗布褂子——影像里的人,穿的正是同款。”
法警把身份牌递给被告席,松井次郎的手抖得像筛糠,碰都不敢碰。
那个银灰色西装的律师还想说话,却被法官冷冷打断:“被告律师,请注意法庭秩序。”法官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桌角放着本厚厚的卷宗,封面印着“国际检察局绝密”,赵佳贝怡知道,里面是盟军在东京湾缴获的日军内部文件,详细记录了731部队的“成果汇报”。
作证持续了整整一天。窗外的太阳从东边爬到西边,把法庭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条拖在地上的血痕。当赵佳贝怡说出“我的证词完毕”时,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钢笔落地的声响。
几秒钟后,旁听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喊“正义”,有人哭着喊“杀人偿命”。周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朝着赵佳贝怡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眼泪砸在地板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赵佳贝怡微微鞠躬,转身走下证人席。腿麻得像灌了铅,是站得太久了。她经过被告席时,石井四郎的儿子突然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她,像头濒死的野兽。
赵佳贝怡没回头,挺直脊背往外走。阳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光带,像铺往回家的路。
走出法庭时,晚风带着点海腥味,吹得人清醒。赵佳贝怡抬头看了看天,星星已经冒出来了,稀稀拉拉的,却亮得很。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麻明福发来的短信:“村口老槐树开花了,小石头编了个花环,天天举着在路口等你。”她笑了笑,脚步轻快了些——该收拾行李了。
这场无声的证词,终究在历史的长卷上,刻下了深深的一笔。不是因为她有多勇敢,是因为真相本身,就有着穿石裂金的力量。那些被抹去的名字,被践踏的尊严,被撕碎的生命,终会借着这样的声音,在时光里永远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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