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秀英六十八岁了，村里人都叫她齐老太，连她自己都快忘了那个闺名。
她出生在民国十六年，那时瓦盆村还是个大户人家扎堆的地方。她爹是做粮食生意的，家里有三进院子，她从小穿的是绸缎，吃的是细粮。十六岁那年嫁到齐家，也是当地的富户，夫君是个读过私塾的文雅人。
按理说，这样的出身，这样的人生，该是顺风顺水的。
可她赶上了最不好的时代。
土改的时候，娘家的三进院子被分了，爹在一个雨夜里愁死了。夫君因为地主成分，在各种运动中被批斗，四十多岁就耗成了痨病鬼，撒手人寰。
她一个女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月里，靠着骨子里那股倔劲儿和大户人家教出来的“体面”，硬是熬了过来。
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成家了，也都离开了瓦盆村。老大去了省城，老二分在了县里，老三招工进了钢厂。逢年过节会回来看看，但匆匆来，匆匆去，像是完成任务。
她一个人守着那间越来越空旷的院子，守着那些越来越重的回忆。
如果说齐老太这一生学会了什么，那就是“规矩”。不是那种死板的条条框框，而是一种骨子里的坚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体面的，什么是丢人的。这些在大风大浪中锤炼出来的认知，成了她生命的支柱。
她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看不惯女人穿裤子，看不惯年轻人烫头，看不惯收音机里那些腻人的情歌，看不惯吴老虎骑着摩托车在村里呼啸。
在她眼里，这些都是对“祖宗规矩”的挑战，是人心变坏的征兆。
而她，就是那个必须站出来的人。
电影散场后，齐老太拄着拐杖，独自走在村里的小路上。
月亮很亮，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路边的狗冲她叫了两声，又识趣地缩了回去。
她的脑子里还在回响着刚才的那些声音，吴老虎的不屑，年轻人的顶撞，甚至连包大爷都在和稀泥。她感觉自己就像在唱独角戏，台下的观众都已经散了，只剩她一个人还在台上。
推开自家的院门，熟悉的院子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安静。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盆摆得整整齐齐，地面扫得一尘不苟，那把龙头拐杖靠在太师椅旁边。
这里是她的世界，但院墙之外，那个喧闹变化的村子，让她感到陌生。
她坐在太师椅上，一坐就是大半个钟头。
月亮从院子的这头，慢慢移到了那头。夜风吹过，带来隐隐约约的笑声，那是看完电影的年轻人还在街上聊天，说着电影里的情节。
“天，是真的变了吗？”她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她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的规矩多严啊，女孩子出门要有人陪着，说话要轻声细语，走路要小碎步。现在的姑娘们呢？江小翠涂着口红满村子跑，车秀芝穿着花布衣裳扭腰摆胯，连话都说得跟男人一样大声。
“怎么一下子，黑白都颠倒了？”她的声音里带着困惑，“打打杀杀成了好东西，祖宗的规矩倒成了老黄历……”
这种困惑让她感到害怕。她开始怀疑自己。也许，真的是她老了？跟不上这个世道了？
她起身，走到堂屋里那个老式的木柜前。柜子里放着一些发黄的照片，都是她年轻时的。有一张是她和丈夫的结婚照，穿着旗袍，头发梳成髻，端庄得像画里的人。
还有一张是全家福，三个孩子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孩子们多听话啊，规规矩矩地站着，眼神清澈，脸上带着敬畏。
现在的孩子呢？
她想起今天看电影的时候，村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眼神里闪着兴奋的光，嘴里喊着“好！”看到打斗场面时，小拳头还跟着挥舞。
“人心坏了。”她嘟囔道，“不是规矩错了，是人心坏了。”
第二天开始，齐老太的日常变了。
她还是会拄着拐杖在村里巡视，但不再是为了找茬，而是为了观察，为了寻找“人心变坏”的证据。
她看到，村东头的小石头和几个孩子在玩“打仗”，学着电影里的样子互相推搡，下手比以前重了。以前孩子们打架，顶多推推拉拉，现在却真的动拳头。
她听说，张铁匠家的小儿子迷上了镇上的录像厅，隔三差五就跑去看，连地里的活都不干了，被他爹打了几回都不改。
她注意到，自从村里那次放电影后，一些年轻媳妇开始学着电影里女演员的样子打扮，买些花里胡哨的头花，说话的语调也变了，不再那么温顺。
包大爷现在见到她，总是摆摆手：“秀英啊，时代不一样了，你也别太较真。”
邬奶奶也说：“咱们这些老婆子，管不了那么多了。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连单老汉都劝她：“秀英，你这么固执干啥？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
她感觉自己越来越孤立了。
七月半那天，齐老太做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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