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到《灰烬》的高潮时，林夏突然改了歌词。本该是“烧尽的等待”，他张口却唱成“未熄的余温”。阿哲的贝斯手速顿了半拍，随即默契地跟上来，琴弦震颤的频率里，藏着只有他们才懂的默契——就像三年前苏晴突然在间奏里加的那段钢琴，他们谁都没问为什么，只是自然而然地跟着变奏。
安可环节，粉丝们齐声喊着《站台》的名字。林夏坐在舞台边缘，脚悬在离地面三米的地方，听见自己的声音混着三万人的合唱：“火车开走时你没回头/汽笛声里藏着未说的保重”。唱到最后一句，他看见那个穿校服的女生哭了，手里的灯牌被泪水打湿，字迹却更清晰了，像枚被雨水冲刷过的印章。
演出结束后，后台堆着成山的礼物。林夏翻到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片干枯的银杏叶，叶脉上用铅笔写着“谢谢你的歌陪我度过最难的日子”。他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也是靠听着摇滚乐熬过父亲去世的冬天，那时候耳机里的歌声，是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走了，庆功宴。”经纪人拍他的背，力道重得像打鼓，“赞助商老板都在等着呢。”
林夏把银杏叶夹进歌词本：“你们去吧，我想回去写歌。”
凌晨三点的工作室，键盘的荧光映着林夏的脸。他敲下新的旋律，耳机里循环播放着今晚的现场录音。当听到自己改词的那句时，手指突然停在键盘上。手机在桌面上震动，是苏晴发来的消息，只有个句号，像段没说完的话。
他盯着那个句号看了很久，直到晨光爬上窗台，在谱纸上投下斜斜的金线。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杯壁结着褐色的渍，像首没写完的歌。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视频请求，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又熬夜了？”母亲的声音带着电流声，背景里是煎锅的滋滋声，“你爸今天去公园遛弯，看见有卖新鲜荠菜的，给你包了冻在冰箱里，等你回来吃。”
“下周回去。”林夏揉了揉后腰，“您的膝盖最近疼吗？我给您买了个加热护膝。”
“早戴上了，”母亲笑着举了举膝盖，“比你爸买的那个好用。对了，你张阿姨说她儿子是音乐制作人，要不要见一面？人家听过你的歌呢。”
林夏的目光落在谱纸上的《站台》歌词上：“再说吧，最近忙。”
挂了电话，他把相册放进书架最上层，和那片银杏叶并排摆着。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吉他弦上，泛着细碎的金光。林夏拿起吉他，指尖拨动琴弦，突然有了新的旋律——关于站台，关于告别，关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录音棚的隔音门关上时，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林夏戴上耳机，看见调音台的屏幕上跳出波形图，像片起伏的海。他对着麦克风清唱，声音里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真诚。
“火车开走时我没回头，”他唱着，忽然笑了，“怕你看见我眼里的洪流。”
阿哲的贝斯轻轻加入，像远处传来的心跳。大川的鼓点很轻，用鼓刷代替了鼓槌，刷出沙沙的声响，像站台飘着的细雨。林夏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那个下雨的站台，绿皮火车冒着白汽，暗恋的女生站在雾里，像首没唱完的歌。
录音结束时，夕阳正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金色的条纹。林夏走出录音棚，看见门口站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手里捧着张EP，是乐队刚出道时的那张，封面已经有些褪色。
“我是张阿姨的儿子，”男生有点腼腆，手指紧张地抠着EP边缘，“我叫陈默，在独立工作室做制作人。”
林夏接过EP，看见扉页上有自己当年的签名，字迹青涩得可笑，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我妈说您要回来吃饭，”陈默挠挠头，耳朵尖有点红，“我妈煲汤特别好喝，放了当归枸杞，专治写歌写不出来的人。”
林夏笑了。他想起母亲的砂锅，想起相册里的门票根，想起那个穿校服的女生举着的灯牌。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没回头的告别，最终都会变成歌里的养分，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开出新的花来。
晚上去吃夜宵时，阿哲突然说：“苏晴刚才发朋友圈，说在听我们的新歌片段。”
林夏的手机在口袋里发烫，他却没掏出来。大川点了烤串，滋滋的油花溅在烤盘上，像极了舞台上的烟火。“下周末去海边演出，”大川举杯，啤酒沫沾在胡子上，“听说那里的日落特别美，适合拍MV。”
林夏碰了碰酒杯，啤酒的泡沫沾在嘴角。他想起女生相册里的最后一页，画着片海，旁边写着“希望有天能在海边听夏夏唱歌”。
或许，他想，该去海边唱首新歌了。关于等待，关于重逢，关于那些在歌声里永远年轻的日子。
离开烧烤摊时，林夏收到条陌生短信，是个没有备注的号码：“《站台》很好听，我当时没回头，是因为眼泪掉得太凶了。”他握着手机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像段未完的旋律。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和他十七岁那年在火车站听到的不一样，这次听起来，像句温柔的告别。林夏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口袋，朝着工作室的方向走去。明天还要去录音，新的旋律在脑海里盘旋，像片即将涨潮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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