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四月的那场朝会,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古老的紫禁城内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汹涌波澜。
皇极殿内,金砖墁地,蟠龙柱下,文武百官按班肃立。当兵部尚书石星用带着颤音、却字字如锤地宣读那份来自朝鲜的泣血求援国书时,整个大殿陷入了一种死寂般的凝滞。倭军二十万,战舰千艘,登陆釜山,旬月之间,朝鲜八道尽陷,王京沦丧,国王李昖仓皇北逃至义州,宗庙倾覆,生灵涂炭……这一个个骇人听闻的字眼,撞击着每一位官员的耳膜,也撞击着这个庞大帝国承平日久的神经。
死寂之后,便是炸开锅般的激烈争议。
“陛下!元辅!”一位白发苍苍的翰林学士率先出班,声音因激动而尖锐,“倭寇凶残,远非昔日沿海蟊贼可比!朝鲜虽为藩属,然山川远隔,跨海远征,师老兵疲,乃兵家大忌!当年蒙元屡征倭国,皆遭天谴,前车之鉴不远!臣以为,当严守鸭绿江,遣使斡旋,赐予钱粮,助其复国即可,万万不可轻启战端!”
此言一出,立时得到众多清流言官和保守派勋贵的附和。漕运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一位姓潘的都给事中,更是言辞激烈:“石大人所言甚是!且不说跨海远征之难,单是这粮饷何来?漕运历年艰难,国库本就不丰,若再兴数十万大军,千里馈粮,必致天下疲敝,民怨沸腾!岂不闻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而亡国之故事耶?”
“潘大人所言差矣!”一声沉稳却带着金石之音的反驳响起,众人循声望去,正是立于工部班列之前的林昭。他并未看那潘给事中,而是面向御座,躬身行礼,声音清晰地传遍大殿:“陛下,元辅,朝鲜之于大明,非止藩属,实乃唇齿。唇亡则齿寒!倭酋丰臣秀吉,野心勃勃,其志岂在区区朝鲜?若任其吞并朝鲜,则辽东屏障尽失,下一步,兵锋所指,便是我大明辽东,乃至蓟镇、京畿!届时,战火便将烧至我国门之内!此时若不援救,待倭寇在朝鲜站稳脚跟,挟胜而来,我大明需要付出的代价,又何止今日十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语气转为锐利:“至于粮饷转运之难……”他微微提高了声调,“诸位大人莫非忘了,我大明如今已有铁路!”
他转身,从袖中取出一卷早已准备好的绢图,当众展开,并非详细地图,而是一张极其直观的对比示意图。“以往,自京师运粮至辽东,走漕运转陆路,需经通州装船,沿运河至天津,再换海船冒险至旅顺或营口,最后靠民夫骡马转运至前线,其间关卡林立,损耗惊人,没有两三月不能抵达!若遇风浪、雨雪,更是遥遥无期!”
他的手指猛地划向图表的另一侧,那里用醒目的朱色标注着铁路路线。“而如今,借助已通车的山海关支线,以及正在加紧铺设的锦州段,粮秣军械自京师丰台总枢装车,经通州、蓟州、永平,直抵山海关!一路畅通,不受天时制约!臣可立军令状,七日内,可将首批五万石军粮、三千名精锐士卒,连同其装备,安全送抵辽河前线!”
“七日?!”
“五万石?!”
大殿内响起一片抑制不住的惊呼和质疑声。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传统后勤节奏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就连端坐于御座之侧、一直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眼皮也微微动了一下。
“林侍郎!”潘给事中像是抓住了把柄,厉声质问,“此乃军国大事,岂容儿戏!七日运抵五万石?你可知这需要多少车马?多少民夫?沿途消耗几何?若有延误,贻误军机,该当何罪?!”
林昭面对诘问,神色不变,从容应道:“潘大人可知一列‘启明叁型’货运列车,挂载二十节标准车厢,一次可运粮二千石?可知这样的列车,日夜不停,一日可发三列?可知铁路运输,无需像骡马那样中途大量消耗草料?更无需像民夫那样消耗口粮?至于民夫……”他嘴角勾起一丝冷峻的弧度,“铁路装卸,自有机械辅助与专业队兵,所需人力,不及传统方式的十一!此间种种,工部与格物院皆有详实测算,数据俱在,绝非林某信口开河!”
他再次转向御座,深深一揖:“陛下,元辅!铁路之利,在于其‘快’、‘稳’、‘省’!快则战机不失,稳则计划可期,省则民力得纾!昔日秦皇修驰道,汉武通西域,皆以交通为先。今有铁路此等利器,若仍固守旧法,坐视藩邦沦丧,敌寇坐大,岂非辜负天赐良机,徒令后世笑我辈愚钝乎?!”
他这番话,有理有据,数据翔实,更将铁路提升到了把握战略机遇的高度,气势如虹,一时将反对之声压了下去。
朝堂之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御座上的年轻皇帝,以及他身旁那位决定着帝国走向的首辅。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混合着紧张与兴奋的红晕,他看向张居正,轻声问道:“先生,林卿所言……果真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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