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那场御前应对，如同一道分水岭，将后宫看似平静的水面彻底搅浑。雍正“准依懿妃所议”的朱批，不仅是对苏荔稽核权力的肯定，更是对皇后乌拉那拉氏“人治”模式的一次公开敲打。消息不胫而走，六宫震动。投向长春仙馆的目光，敬畏中掺杂着更深的忌惮；而坤宁宫的方向，则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低气压。
苏荔深知，自己已被推至风口浪尖，与皇后的矛盾彻底摆上台面，再无转圜余地。退缩即是灭亡，唯有迎头而上。她更加专注于“数据稽核”这把利器，指挥粘杆处的笔帖式，如同梳虱子般，细细梳理着内务府历年档案，尤其是涉及坤宁宫用度及皇后懿旨批红的各项开支。她不再满足于发现单个疑点，而是要勾勒出一张完整的、足以撼动根基的问题网络。
皇后的反击也随之而来，却不再是直接的训斥或阻挠，而是更为隐蔽刁钻。内务府送往长春仙馆的账册副本，开始出现“延迟”或“遗漏”；一些经手官员面对稽核询问时，言辞闪烁，推说“年代久远，记不清了”或“此事乃皇后娘娘亲自交代，奴才不便多言”；甚至有小太监在宫人间散布流言，说懿妃“挟天子以令诸侯，苛待中宫，其心可诛”。
面对这些软刀子，苏荔不为所动。账册延迟，她便依据已有数据制作对比图表，指出时间断层和逻辑矛盾，逼问内务府；官员推诿，她便让笔帖式从旁证、物证入手，交叉验证；流言蜚语，她置之不理，只以更加勤勉公正的处事来回应。她将每一次阻碍、每一个疑点都详细记录在案，形成一份不断增厚的《坤宁宫用度稽核疑点摘要》，内容翔实，数据确凿，只待合适时机。
真正的突破口，出现在一场看似不相干的事务上——内务府呈报，宫中一批用于祭祀的先朝御用青铜礼器，需送往造办处进行例行保养清点。这类事务以往由皇后掌总，内务府具办。苏荔循例翻阅相关卷宗，却发现这批礼器上次保养记录竟是五年前，且当时记载“器身完好，稍作除尘即可”，为何短短五年又需大动？
她命笔帖式调阅近十年所有涉及宫廷器物维护、制作的档案，进行交叉比对。一番梳理下来，一个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近八年间，以“年久耗损”、“祭祀急需”等名义，内务府通过坤宁宫懿旨，分批从库房提走、或申请银两重新打造了数十件同类礼器，种类涵盖青铜鼎、簋、玉璧等，价值不菲。然而，这些“新制”或“更换”的礼器，在后续的祭祀记录和使用清单中，出现频率极低，甚至有些品类在最近的重要祭典中，使用的依旧是记录中已被“替换”的旧器！
这意味着，有大量以“祭祀”为名支取的重器或巨额款项，去向成谜！祭祀乃国之大典，器物管理极其严格，谁敢在此事上做手脚？
苏荔心跳加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足以致命的大鱼。她不动声色，以“厘清宫藏器物，避免重复制作浪费”为由，通过苏培盛，调动粘杆处的精干人手，避开内务府，直接秘密查访造办处老匠人、库房守旧太监，甚至查阅了部分已封存的、更早的器物盘点记录。
线索逐渐汇聚。有老匠人模糊记得，约六七年前，曾奉命仿制过一批古礼器，工艺要求极高，但制成后并未送入大内库房，具体去向不明；有库房太监私下透露，某些被记录为“耗损待熔”的旧器，其实品相尚可，却被提前销账；粘杆处甚至找到了几份被刻意归档在杂项中的、由已故内务府官员留下的便签，上面隐晦提及某批器物“依上意转送皇觉寺供奉”，但皇觉寺方面的记录却对此毫无记载！
皇觉寺？那是皇室家庙，由皇后率内命妇日常打理。苏荔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纳喇氏旧案中，那可疑的“百和安神香”也曾与寺庙供奉有所关联！一个模糊却可怕的猜想形成：皇后是否长期利用掌管祭祀、接触皇室庙宇的便利，以“更换祭器”、“寺庙供奉”等名目，将内帑银钱或珍贵器物，通过复杂渠道转移出去，用于经营私人势力、笼络宗室，甚至……更隐秘的用途？
这已不仅仅是贪墨，而是可能涉及欺君、亵渎祭祀的大罪！苏荔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她将所有这些零散证据、人物口供（匿名处理）、时间线索、账目矛盾点，精心整理，形成一份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密奏草案。但她没有立刻上呈，她在等，等一个能让这份证据产生最大效力的时机。
时机很快到来。初夏，先帝忌辰将至。内务府照例筹备大祭，坤宁宫呈报，需新制一批玉帛祭器，并申请相关款项。皇后乌拉那拉氏似乎想借此重大典礼，重新彰显中宫权威，挽回颓势。
苏荔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她并未直接反对祭器制作，反而在稽核意见中“支持”了这项申请，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为表对先帝敬意，确保祭器品质，建议内务府在制作新器前，会同造办处、粘杆处，对库藏所有相关旧祭器进行一次全面清点保养，建立详册，以便新旧对比，择优选用。理由冠冕堂皇，无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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