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香江城，早晨的雾气像层薄纱裹着维多利亚港，海关大楼的钟楼刚敲过八点，浑厚的钟声在雾里荡开，惊起几只海鸥，翅膀划破雾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许峰站在关口外的石阶上，石阶缝里还嵌着去年台风留下的贝壳，边缘被海浪磨得光滑。他手里捏着那张被雨水浸得发皱的扣留通知单，纸边卷成波浪形，墨迹晕开像团化不开的墨。
而这行字“紫檀木三十斤、黄杨木五十斤，涉嫌走私国家保护木材”——却刺得他眼睛发疼。
他在昨夜从工地赶回时，陈宇递来的父亲笔记里，1970年的报关单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字句，只是当年的落款是“英资怡和洋行”，如今换成了“亨利集团”。他用指腹蹭了蹭通知单上的印章，冰凉的油墨沾在皮肤上，像块化不开的冰，指尖还残留着工地带来的木屑粗糙感。
“周关员已经在里面等了。”陈宇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刚从侧面打听来消息，袖口沾着点烟灰，靛蓝色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出了毛边，那个胸口有痣的老关员今早特意提前半小时到岗，怀里揣着个牛皮纸袋，袋口露出半截泛黄的纸，边角有虫蛀的小孔，“听说里面是1970年你父亲和司徒老先生的合照，还有份手写的木料用途说明，是周关员他父亲当年偷偷留的，纸都脆得像秋叶了。”许峰抬头望向海关大楼的旋转门，玻璃上映出自己紧绷的脸，鬓角还沾着点工地的灰尘，粗布衬衫的领口被汗水浸出浅痕，忽然想起父亲笔记里的话：“海关的栏杆拦得住货物，拦不住人心想通的路，就像潮水再高，也挡不住船往前行。”
司徒倩带着演员们赶到时，晨光刚漫过关口的铁栅栏，在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她穿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上银镯子，是上海老银铺打的款式。香江的琴师背着三弦，琴盒上还沾着昨晚的泥浆，边角磕掉块漆，露出里面暗红的木头底色；上海的鼓手提着鼓槌，指尖缠着胶布——那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冲突特意准备的，鼓槌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是用旧了的白纱布。艾米丽跟在最后，梳着两条麻花辫，辫子上别着朵塑料紫荆花，花瓣有点歪，手里捧着个铁皮盒，盒子上了锁，钥匙用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随着脚步轻轻晃悠，“我爸爸说，这是1970年他偷偷藏的木料样本，能证明那些不是保护木材，当年他还小，趁大人不注意刻了记号，刻在盒底呢。”她说话时，钥匙在胸前晃悠，发出细碎的响声，像串小铃铛。
关口广场的地砖缝里还留着昨夜的雨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防暴警察的黑靴踩上去，溅起细碎的水花，在裤脚晕开深色的印记，裤腿上别着的警棍随着动作轻轻撞击大腿。他们列成两排，盾牌上的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盾牌边缘还有上次执勤留下的划痕，像道没长好的疤。为首的警官举着扩音喇叭喊：“未经批准的集会违法，请立即离开！”喇叭有点接触不良，声音忽大忽小，时不时冒出刺耳的杂音。司徒倩却往前走了两步，对着喇叭朗声说：“我们不是来集会的，是来演戏的，演1970年沪港工匠怎么带着木料过关的戏，让大家看看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声音清亮，透过喇叭的杂音传得很远，衬衫领口的纽扣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她转身示意，香江的武生阿武解开戏服外的雨衣，露出里面绣着木刻工具的靠旗，斧头、凿子的图案栩栩如生，丝线在晨光里泛着光泽；上海的花旦小芸展开水袖，上面用金线绣着木料纹路，一圈圈像年轮，袖口还沾着点未干的浆糊。“这些木料，是要刻成沪港合璧的屏风，摆在新界科技园的文化展厅里，让后人看看沪港工匠的手艺是怎么融在一起的。”司徒倩的声音穿过扩音器，在广场上回荡，“1970年，我爷爷带着同样的木料来港，也是在这里被拦了七天，最后是靠香江工匠联名担保才放行——今天，我们只想问问，四十年过去了，难道还要让老一辈的故事重演？难道还要让好好的手艺，困在这关口动弹不得？”
人群里起了骚动，像平静的水面被投进石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挤到前排，其中一个举着褪色的工作证，证上的照片都泛黄了，边角卷得像朵花，“我作证！1970年我就在场！那些木料是上海老作坊特意选的，质地结实又好下刀，为的是让香江的年轻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手艺，什么是用心做活！”他的声音抖得厉害，胸前的勋章（那是港英时期颁发的“优秀工匠”奖章）在晨光里闪着光，老人用袖口擦了擦勋章上的灰，袖口磨得发亮。
周关员这时从大楼里走出来，驼着的背挺得笔直，比平时高了些，深蓝色中山装的领口系得整齐，领口别着枚小小的五角星徽章。他打开牛皮纸袋，手指有点抖，把那张泛黄的合照举过头顶——照片上，年轻的许敬鸿和司徒远并肩站在木料堆前，手里各握着一把刻刀，刀刃上还闪着光，背景里能看见海关的铁栅栏。“这是1970年5月6日拍的，那天天气和今天一样，有点雾。”老人的声音带着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那天他们就是用这些木料，在海关广场当场刻了朵紫荆花，花瓣上还刻了‘同心’两个字，在场的英国人都看呆了，说从没见过这么细的功夫，有个洋鬼子还想掏钱买，被我们骂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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