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香江城,早晨的雾气像层薄纱裹着维多利亚港,海关大楼的钟楼刚敲过八点,浑厚的钟声在雾里荡开,惊起几只海鸥,翅膀划破雾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许峰站在关口外的石阶上,石阶缝里还嵌着去年台风留下的贝壳,边缘被海浪磨得光滑。他手里捏着那张被雨水浸得发皱的扣留通知单,纸边卷成波浪形,墨迹晕开像团化不开的墨。
而这行字“紫檀木三十斤、黄杨木五十斤,涉嫌走私国家保护木材”——却刺得他眼睛发疼。
他在昨夜从工地赶回时,陈宇递来的父亲笔记里,1970年的报关单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字句,只是当年的落款是“英资怡和洋行”,如今换成了“亨利集团”。他用指腹蹭了蹭通知单上的印章,冰凉的油墨沾在皮肤上,像块化不开的冰,指尖还残留着工地带来的木屑粗糙感。
“周关员已经在里面等了。”陈宇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刚从侧面打听来消息,袖口沾着点烟灰,靛蓝色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出了毛边,那个胸口有痣的老关员今早特意提前半小时到岗,怀里揣着个牛皮纸袋,袋口露出半截泛黄的纸,边角有虫蛀的小孔,“听说里面是1970年你父亲和司徒老先生的合照,还有份手写的木料用途说明,是周关员他父亲当年偷偷留的,纸都脆得像秋叶了。”许峰抬头望向海关大楼的旋转门,玻璃上映出自己紧绷的脸,鬓角还沾着点工地的灰尘,粗布衬衫的领口被汗水浸出浅痕,忽然想起父亲笔记里的话:“海关的栏杆拦得住货物,拦不住人心想通的路,就像潮水再高,也挡不住船往前行。”
司徒倩带着演员们赶到时,晨光刚漫过关口的铁栅栏,在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她穿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上银镯子,是上海老银铺打的款式。香江的琴师背着三弦,琴盒上还沾着昨晚的泥浆,边角磕掉块漆,露出里面暗红的木头底色;上海的鼓手提着鼓槌,指尖缠着胶布——那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冲突特意准备的,鼓槌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是用旧了的白纱布。艾米丽跟在最后,梳着两条麻花辫,辫子上别着朵塑料紫荆花,花瓣有点歪,手里捧着个铁皮盒,盒子上了锁,钥匙用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随着脚步轻轻晃悠,“我爸爸说,这是1970年他偷偷藏的木料样本,能证明那些不是保护木材,当年他还小,趁大人不注意刻了记号,刻在盒底呢。”她说话时,钥匙在胸前晃悠,发出细碎的响声,像串小铃铛。
关口广场的地砖缝里还留着昨夜的雨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防暴警察的黑靴踩上去,溅起细碎的水花,在裤脚晕开深色的印记,裤腿上别着的警棍随着动作轻轻撞击大腿。他们列成两排,盾牌上的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盾牌边缘还有上次执勤留下的划痕,像道没长好的疤。为首的警官举着扩音喇叭喊:“未经批准的集会违法,请立即离开!”喇叭有点接触不良,声音忽大忽小,时不时冒出刺耳的杂音。司徒倩却往前走了两步,对着喇叭朗声说:“我们不是来集会的,是来演戏的,演1970年沪港工匠怎么带着木料过关的戏,让大家看看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声音清亮,透过喇叭的杂音传得很远,衬衫领口的纽扣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她转身示意,香江的武生阿武解开戏服外的雨衣,露出里面绣着木刻工具的靠旗,斧头、凿子的图案栩栩如生,丝线在晨光里泛着光泽;上海的花旦小芸展开水袖,上面用金线绣着木料纹路,一圈圈像年轮,袖口还沾着点未干的浆糊。“这些木料,是要刻成沪港合璧的屏风,摆在新界科技园的文化展厅里,让后人看看沪港工匠的手艺是怎么融在一起的。”司徒倩的声音穿过扩音器,在广场上回荡,“1970年,我爷爷带着同样的木料来港,也是在这里被拦了七天,最后是靠香江工匠联名担保才放行——今天,我们只想问问,四十年过去了,难道还要让老一辈的故事重演?难道还要让好好的手艺,困在这关口动弹不得?”
人群里起了骚动,像平静的水面被投进石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挤到前排,其中一个举着褪色的工作证,证上的照片都泛黄了,边角卷得像朵花,“我作证!1970年我就在场!那些木料是上海老作坊特意选的,质地结实又好下刀,为的是让香江的年轻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手艺,什么是用心做活!”他的声音抖得厉害,胸前的勋章(那是港英时期颁发的“优秀工匠”奖章)在晨光里闪着光,老人用袖口擦了擦勋章上的灰,袖口磨得发亮。
周关员这时从大楼里走出来,驼着的背挺得笔直,比平时高了些,深蓝色中山装的领口系得整齐,领口别着枚小小的五角星徽章。他打开牛皮纸袋,手指有点抖,把那张泛黄的合照举过头顶——照片上,年轻的许敬鸿和司徒远并肩站在木料堆前,手里各握着一把刻刀,刀刃上还闪着光,背景里能看见海关的铁栅栏。“这是1970年5月6日拍的,那天天气和今天一样,有点雾。”老人的声音带着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那天他们就是用这些木料,在海关广场当场刻了朵紫荆花,花瓣上还刻了‘同心’两个字,在场的英国人都看呆了,说从没见过这么细的功夫,有个洋鬼子还想掏钱买,被我们骂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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