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罗湖口岸的晨雾还未散尽，潮湿的空气裹着通关人群的嘈杂，许峰攥着锦盒的手心已沁出薄汗。
但这个锦盒是紫檀木的，边角被摩挲得发亮，里面的玉佩贴着他的衬衫，带着体温。
在海关检查台的灯光落在玉佩上，“昌”字的刻痕在光线下格外清晰，每一划都透着股韧劲，像爷爷许世昌半个世纪前的目光，沉静地望着眼前的喧嚣，望着那些匆忙的脚步与焦灼的面容。
“先生，请留步。”海关人员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此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指在玉佩边缘轻轻敲了敲，“这个标记，与去年英资财团失窃的一批文物标记一致。”
只见，这海关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份文件，摊开的照片上，一枚青铜鼎的底部，赫然刻着个一模一样的“昌”字。
许峰的心猛地一沉，像被投入冰水里。锦盒里的玉佩是爷爷的遗物，从小就放在老宅的樟木箱里，垫着块蓝印花布。
而且，去年英资财团在香江的仓库失窃，丢失的不仅有古董，还有一批标注着“特殊记号”的文件，当时《香江日报》上刊登过部分标记的照片，他记得清楚，与“昌”字的刻法如出一辙，连最后一竖的弯钩角度都分毫不差。
“这是我爷爷的私人物品。”许峰的声音尽量平稳，指节却因用力而泛白。
他从包里翻出家族相册，纸页泛黄发脆，指着1948年的合影——爷爷穿着长衫，胸前的衣襟上，正别着这枚玉佩，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那时就有这玉佩了。”
然而，此位海关人员拿着放大镜比对，眉头却皱得更紧，镜片后的眼睛里满是疑惑：“英资报案说，失窃文物上的标记是他们独家设计的，1949年才启用，比照片上的时间晚了一年。”
传呼机在这时震动，“嘀嘀”声在安静的检查台旁格外突兀。
司徒倩的消息带着上海的湿气：“阿水老人说，许仲年当年偷换名单后，把原件藏在书房暗格，钥匙是块刻着‘昌’字的玉佩，说是‘用许世昌的名字做记号，才不会引人怀疑’。”
许峰望着检查台上的玉佩，忽然明白——爷爷的信物，竟成了许仲年勾结英资的钥匙，而所谓的失窃案，不过是英资为掩盖旧账演的戏，他们怕的不是丢了文物，是怕这枚玉佩打开的秘密见了光。
与此同时，上海的红船纪念馆里，司徒倩正整理阿水老人的口述录音。
这个老式录音机转着磁带，发出沙沙的杂音，老人的声音带着回忆的模糊，偶尔还夹杂着咳嗽：“许仲年换名单时，我躲在货舱缝里看得分明，他穿件灰色短褂，手里捏着两叠纸，把真名单塞进个木盒子，锁上后用红布包着，塞进墙缝。”
“接着，我又听见他对陈家豪的爹说‘只有昌字玉佩能打开，这东西，许世昌天天带在身上，谁也想不到’。”
这时，张彬队长推门进来，风把他的中山装吹得鼓了起来。
他的手里拿着份传真，纸页边缘还带着油墨的温度：“香江海关刚发来的，英资失窃的文物里，有个木盒，锁孔形状与许峰的玉佩完全吻合，铜制的锁芯上，也刻着半朵玉兰花，和玉佩背面的花纹能对上。”
司徒倩的目光落在桌上的玉佩拓片上，是她照着许峰寄来的照片画的，“昌”字的笔画间，似乎藏着无数个未说出口的秘密——许仲年用爷爷的信物当钥匙，把进步人士的名单，变成了讨好英资的筹码，像把淬了毒的刀，藏在最亲近的人身边。
这个时候，传呼机又震动起来，许峰的消息带着焦灼：“海关扣了玉佩，英资的律师正在赶来，说要‘认领失物’，还带了所谓的‘设计专利文件’。”
司徒倩望向窗外的红船，晨光中的船帆仿佛在招手，帆布上的褶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太多故事。
她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温热的茶，茶香混着纪念馆里旧木头的味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得快点，再快点揭开那些被掩埋的真相。
另一边，香江的海关办公室里，英资财团的律师正对着玉佩拍照。他穿着条纹西装，袖口露出块金表，表链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
“这是我们财团的财产，”律师的语气带着傲慢，像捏着块烫手山芋似的捏着文件，“1949年定制文物，标记‘昌’，用于存放重要资料，有当时的订货单为证。”他把文件推到许峰面前，上面的签名龙飞凤舞，“许先生非法持有，我们有权收回。”
许峰冷笑一声，将爷爷的日记拍在桌上，纸页被拍得发颤：“1947年3月12日，我爷爷就在日记里画过这玉佩，还写了‘赠昌儿，盼其守正’，比你们的‘定制’早两年。”
他指着日记里的素描，连玉佩边缘的小缺口都画得一清二楚，“这缺口是我小时候摔的，你们的‘定制文物’，也有吗？”律师的脸色变了变，像被泼了盆冷水，却仍强词夺理：“也许是许先生仿造的，为了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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