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张挺直腰板，带着两个人去了。
林队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六月的阳光已经开始灼热，照在后背上暖烘烘的。他眯着眼看向这片菜园，看向更远处的村庄和田野。一具无名尸骨，埋在村边菜园，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三个巨大的问号悬在心头。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
沈阳市公安局法医室位于主楼后侧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里。那晚，二楼最大的一间检验室灯火通明。
三盏无影灯从不同角度投下冰冷的光线，将检验台照得亮如白昼。检验台上铺着白色塑料布，上面摆放着从红菱铺运回的尸骨。三名法医——老周、大刘和小王，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正在紧张工作。
尸骨已经初步清洗，但还沾着不少泥土和腐殖质。骨骼散乱，部分缺失，尤其是手足的小骨头，很难找全。但主要部分——颅骨、躯干骨、四肢长骨——基本完整。
法医老周五十多岁，干这行快三十年了，是局里的技术权威。他拿着放大镜，一寸寸查看骨骼特征。检验室里静悄悄的，只有镊子、刷子碰撞的轻微声响，以及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盆骨宽而浅，耻骨弓角度大于90度……”老周低声说，旁边的小王迅速记录，“这是典型的女性骨盆特征。死者是女性。”
他用卡尺仔细测量股骨、肱骨和胫骨的长度，一边测量一边心算。“股骨长42厘米，结合其他长骨比例……死者身高大约在1米4到1米5之间。在女性中属于偏矮小的体型。”
接着是年龄判断。老周拿起耻骨联合面，对着灯光观察。“耻骨联合面隆起明显，背侧缘已形成，但腹侧缘尚未完全形成……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他又检查了颅骨缝的愈合情况、牙齿的磨损程度，结论基本一致。
最触目惊心的是颅骨损伤。老周小心翼翼地将颅骨摆正。颅骨顶部有多处破损，右耳后的乳突骨被整齐地砍掉，切面平整光滑；左颅顶有一处明显的缺损性砍伤，骨头向内凹陷；整个头顶密密麻麻分布着三十多处条状砍痕，长短不一，深浅不等，最深的几乎砍穿颅骨。
“致命伤在头部。”老周指着颅顶那道最深的裂缝，“颅骨被砍穿，导致严重颅脑损伤。从砍痕的形态看，凶器应该是有一定重量、刃口较厚的锐器，比如斧头、砍刀之类，菜刀也有可能，但需要更大力量。”
另一名法医大刘正在检查麻袋碎片和随骨骼一起送检的土壤样本。“麻袋是粗麻编织，编织密度一般，属于农村常见的装粮食的袋子。”他用镊子夹起一片布，“腐败程度中等，纤维还有一定韧性。结合骨骼表面出现的海绵状骨松质——这是埋藏数年后，骨骼与土壤中酸性物质长期作用才会形成的特征——初步推测死亡时间在4到5年前，也就是1980到1981年左右。”
记录员小王抬头问：“周老师，能判断是死后埋尸还是活埋吗？”
老周摇摇头：“骨骼上没有挣扎造成的额外损伤，但埋藏时间太长，软组织完全腐败，很难判断。不过从颅骨损伤的严重程度看，死者生前遭受了极其凶残的攻击，大概率是死后埋尸。”
窗外，夜色浓重，城市渐渐安静下来。检验室里，灯光亮了一整夜。三名法医和两名助手几乎没合眼，清洗、拼接、测量、分析、记录……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终于完成。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刑警队会议室。
房间不大，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方形会议桌旁，显得有些拥挤。窗户开着，但屋里依然烟雾缭绕，几个老烟枪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生产”牌香烟。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
林队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着那份还带着油墨味的尸检报告。他脸色凝重，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侦查员。
“基本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林队开口，声音略显沙哑，“一具女性尸骨，25到30岁，身高1米4到1米5，死于4到5年前，头部遭砍击致死，埋尸于南红菱铺村李支书家后园。现在的问题是：她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
他顿了顿，看向小张：“走访组先说说情况。”
小张翻开笔记本，清了清嗓子：“林队，我们走访了南红菱铺村及周边三个村子，近五年内没有上报的失踪人口。我们重点问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常年在村里住的，都说没听说谁家闺女、媳妇不见了。李支书家那块地，以前是荒地，靠近村边，不是坟地，从没听说谁家在那埋过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死者很可能是外地人。有两种可能：第一，凶手是本地或附近的人，杀人后移尸到此埋藏；第二，凶手和死者都是过路的，临时起意杀人，埋尸后逃离。凶手选择那里，可能是因为偏僻，当时没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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