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5号,湘北大地还裹在早春的料峭寒意里,冷风吹过临湘市白洋田派出所的青砖院墙,卷着枯草碎屑打了个旋。所里的一辆老式北京212警车“突突”地发动起来,排气管喷出两股灰白烟雾,载着三名年轻警官驶离了派出所大门,车轮碾过门前坑洼的土路,溅起细小的泥点。
这趟出门,不是例行巡逻,而是要去查一桩透着邪性的案子。驾车的是合同制民警易胜宝,副驾驶坐着时任所长汤建民,后座靠着民警张如平。三人脸上都没什么笑意,汤建民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眉头拧成了疙瘩,就在昨天,易胜宝在宋洞村开展治安普查时,从一个农户嘴里撬出了一条惊人线索。
那农户搓着粗糙的手,语气迟疑又后怕:“小易警官,前几天不是下了场雨吗?我去廖家山采野菜,听见有人在林子里哭,后来才敢打听,说是有个外乡姑娘,被个骑摩托车的人给害了……又抢东西又欺负人,那姑娘哭着跑了,也没人敢多问。”
易胜宝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抢劫加性侵,在九十年代的乡镇可是天大的案子,稍有拖延,凶手可能就逃之夭夭。他没敢怠慢,蹲在农户家门口聊了整整一下午,一点点抠细节:姑娘的穿着、摩托车的大致模样、案发的大概位置,哪怕是农户含糊其辞的“好像是红色摩托”,都被他记在了小本子上。回到所里,他第一时间把线索汇报给了汤建民。
“走,去廖家山。”汤建民当机立断,抓起警帽扣在头上,“既然是骑摩托,肯定离不开路,案发现场大概率就在路边隐蔽处。”三人沿着廖家山的盘山土路仔细勘察,路面还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泥泞湿滑。他们弯腰扒开路边的杂草,查看每一处可疑的凹陷,直到太阳西斜,才在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段停下,路边的草丛里,散落着几张被雨水泡得发皱的纸片。
易胜宝小心翼翼地捡起纸片,用袖口擦干上面的泥渍,是几张残缺的车票和一张包裹单。车票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但包裹单上,经过反复辨认,隐隐能看出地名和人名:湖北省崇阳县北港镇山湾村黎家组,周亚旺。
“这包裹单说不定就是突破口。”汤建民捏着包裹单,指节微微泛白,“明天一早就去崇阳,查清楚这个周亚旺是谁,这包裹单跟案子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警车就驶上了前往湖北崇阳的路。九十年代的跨省公路多是砂石路,警车一路颠簸,直到上午九点,才终于抵达崇阳县北港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李所长一听案情,当即放下手里的活,带着三人翻山越岭赶往山湾村。山路崎岖,几人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在一座低矮的土坯房前见到了周亚旺。
周亚旺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头发花白,脸上刻满了风霜。一见到远道而来的民警,她先是愣了愣,随即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砸在衣襟上。她攥着汤建民的胳膊,声音哽咽,浑身都在发抖:“警官,你们可来了……那千刀万剐的家伙,把我们家害苦了啊!”
汤建民扶着老人坐在门槛上,递过一杯热水,轻声安抚:“大妈,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周亚旺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害了他们家的,是一个叫李修才的年轻人。
李修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却已是劣迹斑斑的“老江湖”。他没上过几天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得了个“李秀才”的绰号,不是称赞,是街坊邻居背地里的嘲讽,笑他胸无点墨还爱装模作样,可李修才自己却当成了荣耀,逢人就自我介绍:“我叫李秀才。”
这人长得人高马大,方脸盘,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按老辈人的说法是副“好相貌”。更会伪装,见了谁都堆着一脸笑,说话也客客气气,不知情的人见了,都会觉得这是个憨厚踏实的小伙子。可没人知道,这副老实皮囊下,藏着一颗阴狠歹毒的心。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偷鸡摸狗,先后三次入狱,每次出狱都打扮得人模狗样,转头就重操旧业。
1997年春节前,李修才刚从牢里出来。他知道监狱里的日子难熬,再进去就是罪加一等,可又懒于劳作,总想走捷径发大财。在家闷了三天,他琢磨出一个“妙计”,租摩托车拉客,既能掩人耳目,又能在外地流窜作案,来无影去无踪。
李修才家住岳阳县茅田乡李家村,娶了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乔山君。他跟妻子说:“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也挣不到钱,咱们去岳阳城里,我给人拉活,肯定能过上好日子。”乔山君性格懦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敢反驳,只能跟着他收拾行李,在岳阳城里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又凑钱买了一辆二手红色摩托车。
正月初八,民间说这是出门挣钱的好日子。李修才骑着摩托车出了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拉活挣钱是幌子,找机会作案才是真。这天他运气“不错”,不仅拉活挣了几十块钱,还遇上了一个单独乘车的年轻女子。行至偏僻路段,他突然停下车,掏出藏在腰间的匕首,对着女子恶狠狠地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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