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号，南京城的暑气还裹着几分未散的燥热，老城区的青砖巷弄里飘着饭菜香与鞭炮的余味，赵宇和曹越就在这天，踩着建军节的喜庆锣鼓，走进了属于他们的洞房。
那时候的婚礼不似如今这般铺张，几张红纸糊的喜字贴在门窗上，摆上两桌酒席请亲友邻里吃顿好的，新人换上洗得笔挺的衣裳，就算是把“夫妻”这两个字，稳稳当当地刻进了日子里。赵宇身着藏青色中山装，领口别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眉眼周正，透着工科男特有的沉稳内敛；曹越穿了件碎花的确良衬衫，乌黑的长发挽成发髻，发间别了朵绢花，眉眼弯弯，自带文科女的温婉灵动。
在那个物资匮乏、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这对新人的组合，足以让整条巷弄都艳羡不已,两人都是正经大学毕业生，是旁人嘴里“天之骄子”般的存在。如今街头巷尾大学生一抓一大把，可在七十年代末，能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来的荣耀，不仅意味着体面的工作，更代表着阶层与眼界的不同。赵宇学的是机械工程，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一家科研院所，握着铁饭碗；曹越读的是汉语言文学，进了市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清闲又雅致。这样的搭配，在当时就是“珠联璧合”的代名词。
就连结婚日期的选择，都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如今的年轻人爱挑5月20号、5月21号，图个“我爱你”的谐音浪漫；可赵宇和曹越选了8月1号，既是致敬这个承载着家国情怀的日子，也藏着两人朴素的期许,希望婚姻能像军人的信仰般，坚定而长久。没人能想到，这份看似稳固的期许，终究会在岁月的打磨中，碎成一地狼藉。
性格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埋在了这段婚姻里。赵宇是典型的工科男，话少、老实本分，做事一板一眼，凡事讲究逻辑与实用。他不会说甜言蜜语，情人节不知道送花，生日也只会煮碗鸡蛋面，可他会默默记住曹越怕冷，冬天提前把暖水袋灌好；会在曹越加班晚归时，在灯下等她，桌上摆着温好的饭菜。曹越却截然相反，她热爱浪漫，满脑子都是诗与远方，渴望丈夫能懂她的小情绪，能和她谈论文学、聊起风月。起初，这份互补还带着新鲜感，曹越贪恋赵宇的安稳，赵宇欣赏曹越的灵动，日子过得平淡却也踏实。
婚后第一年，他们的儿子赵磊出生了。小家伙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添了满溢的欢喜。赵宇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抱孩子，笨拙地学着换尿布、拍奶嗝；曹越则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孩子，图书馆的工作不忙，她就搜罗各种育儿知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两人都是单位的骨干，工作本就繁忙，照顾新生儿的琐碎渐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孩子夜里频繁哭闹，赵宇要早起赶去研究所，曹越也要按时到图书馆上班，连日的睡眠不足让两人脸上都挂着疲惫，偶尔也会因为谁起来哄孩子拌几句嘴，但转头看到孩子稚嫩的小脸，所有的怨气又都烟消云散。
等孩子满周岁断了奶，夫妻俩商量再三，终究是狠下心，把赵磊送到了赵宇父母在城郊的老房子里抚养。爷爷奶奶疼孙子，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赵宇和曹越每周周末过去探望，其余时间便又回归了二人世界。本以为卸下育儿重担后，日子能重拾往日的温情，可婚姻的真相，往往在褪去新鲜感后才慢慢浮现。
结过婚的人都懂，老夫老妻的二人世界，少了热恋时的轰轰烈烈，多了柴米油盐的琐碎平淡。没有了孩子这个“粘合剂”，赵宇和曹越性格上的冲突愈发明显。曹越想周末去玄武湖散步、去新华书店买书，赵宇却只想在家看书、画图，说“出门折腾还不如在家清净”；曹越想和他分享书中的片段，赵宇只会敷衍几句“看不懂”“没意思”，转头又沉浸在自己的机械图纸里。
好在两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懂得包容与沟通。每次闹了矛盾，不会冷战到底，要么是曹越主动开口撒娇，要么是赵宇默默做一顿曹越爱吃的菜，几句心里话一说，疙瘩便也解开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算不上轰轰烈烈，却也算得上融洽和睦，谁都以为，这样的安稳会一直持续下去。
变故发生在1986年的夏天。这一年，赵宇牵头负责的一项机械改进科研项目，拿到了省级科技进步奖。这对他而言，是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压抑不住的喜悦，让这个素来沉稳的男人，主动提出要请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来家里庆祝。
那天下午，曹越特意提前下班，从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鱼虾、蔬菜，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她知道这个奖项对赵宇的意义，也想在同事面前，把家里打理得妥帖周到。傍晚时分，赵宇带着同事们来了，一共四个人，都是研究所里的骨干，其中一个叫吕德川的男人，格外惹眼。
吕德川比赵宇小两岁，长得眉清目秀，身材挺拔，说话风趣幽默，自带一种讨女人喜欢的机灵劲儿。他一进门，目光就被系着围裙、忙前忙后的曹越吸引住了，眼睛里瞬间泛起光亮，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欣赏。饭桌上，几杯白酒下肚，气氛愈发热烈，吕德川借着酒劲，看向赵宇打趣道：“老赵，你可真有福气，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模样娇俏得跟小姑娘似的，说你拐卖少女我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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