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27日，浙江省会杭州。
这是个罕见的暖冬，西湖边的柳条还残留着几分浅绿，苏堤上的游人比往年同期多了不少，空气里飘着湿冷的水汽，却没半点隆冬的凛冽。可这份难得的温润，在当天清晨过后，被一股骤然收紧的恐慌彻底撕碎。
杭州城内所有的舆论机器同步开动，从早间新闻的广播电波，到正午时分街头巷尾的有线广播喇叭，从傍晚黄金档的电视新闻，到沿街商铺张贴的纸质通告，再到报社紧急加印的号外，不同媒介在不同时段形成密集覆盖，将一份由杭州市公安局签署的紧急协查通告，精准推送到每一个杭州人的耳中、眼中。
通告的字迹透着不容置疑的凝重，白纸黑字印在泛黄的通告纸上，被城管队员和民警匆匆贴在菜市场入口、单位传达室、小区公告栏，甚至是偏远乡镇的代销点墙上。过往行人纷纷驻足，有人踮着脚逐字念出，有人侧耳倾听旁人的转述，原本喧闹的街头，每一处通告前都围出一小片沉默的人群，只听见纸张被寒风掀起的哗哗声。
通告内容清晰而刺眼：1999年1月25日17时50分左右，余杭市乔司镇信用社门口，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一名歹徒持枪打死两人、打伤一人，抢走装有数十万现金的小方格子拎包后，驾摩托车仓皇逃跑。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案犯为男性，身高1.7米至1.75米，体型偏瘦，作案时上身穿深色外套，头戴带有反光挡板的冬用安全头盔；逃跑时骑行一辆红色125CC排量的铃木王牌摩托车，车辆无牌照，但车尾装有牌照框架。通告末尾，是一句足以让所有人心头一震的承诺：凡是提供重要线索者，将给予重奖人民币10万元。
这起案件，被公安部列为1999年第8号大案。自建国五十年来，杭州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高密度的追凶部署，这份动用全城舆论力量的协查通告，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这座温婉的城市激起千层浪。暖冬里的西子湖仿佛骤然失温，湖面上的微风变成了刺骨的寒风，卷着不安的情绪，掠过湖岸，钻进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余杭，这座位于杭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恰好坐落在沪杭铁路进入杭州的咽喉地带，境内水陆交通纵横交错，除了沪杭铁路贯穿其间，京杭大运河与杭长铁路亦在此交汇，高等级公路像蛛网般铺开，连接着周边各个城镇。这里物产丰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早已跻身全国经济百强县之列，可谁也没想到，一场血腥的劫难会突然降临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
在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紧急协查通告的前一天，余杭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临平镇，以及乔司、星桥等各个乡镇的居民，就已经从本地的有线广播和乡镇宣传栏里，得知了乔司镇信用社门口发生凶案的消息。消息像长了翅膀，从集镇传到乡村，从街头传到田间，原本热闹的年关氛围，被一层浓重的阴霾笼罩。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1月25日下午，那个注定被载入余杭公安史的黄昏。
夕阳渐渐西沉，把乔司镇的天空染成一片橘红，余晖穿过卷烟市场的铁皮顶棚，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市场里的商户们正忙着收拾摊位，捆扎货物，吆喝声、算盘声、摩托车的轰鸣声渐渐稀疏，只剩下零星的讨价还价声，透着一天忙碌后的疲惫。
乔司镇信用社的两名女职员沈金娟和徐永根，像往常一样，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从卷烟市场的出口走了出来。旅行袋里装的是当天从各个摊位接收的营业款，沉甸甸的重量让两人的手臂微微发酸。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东南沿海，浙江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催生了一批享誉全国的小商品集散市场。温州的纽扣灯具五金市场、海宁的皮装市场、余姚的羊毛衫市场，个个规模宏大，商贾云集。乔司镇借着这股东风，也开办了一处卷烟集散市场。虽说规模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大市场，但凭借便利的交通和公道的价格，在浙江省内也小有名气，吸引了周边不少商户前来进货。
为了扶持本地市场发展，促进商贸流通，乔司镇信用社对这个家门口的市场格外“眷顾”，专门推出了上门接收营业款的服务。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沈金娟和徐永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卷烟市场里，挨家挨户地收取商户们一天的营业款，核对金额、开具凭证，动作娴熟而认真。
这天下午，两人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摊位的收款工作。“今天收得挺顺利，比昨天快了半个小时。”24岁的沈金娟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薄汗，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语气里却透着轻松。她的未婚夫说好今天下班来接她，想到这里，她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扬。
44岁的徐永根跟在她身后，脚步略显沉重。她比沈金娟年长20岁，常年的体力劳动让她的腰不太好，拎着沉甸甸的旅行袋，每走一步都要微微弯腰。“是啊，今天商户们都挺配合，没耽误多少时间。”徐永根喘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赶紧回信用社交差，这天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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