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与云南两省交界的乌蒙山脉，藏着一片被群山死死锁住的土地。这里的山路从不是“崎岖”二字所能轻易概括的，盘山小道像被随手丢弃的绳索，缠绕在刀劈斧削的绝壁之间，车轮碾过的碎石簌簌往下掉，稍不留意就可能坠入万丈深渊；更偏远的地方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只有踩出来的羊肠小径，在密不透风的丛林里蜿蜒，潮气裹着腐叶的腥气，能把人的骨头都浸软。
山野之中，不通公路的村庄星罗棋布，散落在云雾缭绕的山坳里。有那么些村寨，偏僻到连跑遍了周边山水的邮递员都找不到，只能让村民每月固定几天，翻山越岭走到几十公里外的乡镇，才能取到积攒的信件。在全国各省的印象里，贵州向来与偏远、贫困挂钩，而这片滇黔交界的区域，更是贵州贫困版图上最沉重的一块。
可谁也说不出，这里是缺物产的地方。海拔两千九百多米的韭菜坪横亘于此，这是贵州的最高点，山顶万亩韭菜花盛开时，粉紫色的花海在风中翻滚，美得惊心动魄；山间大片的湿地水草丰美，每年秋冬，成群的黑颈鹤会如约而至，在这里越冬，清脆的鹤鸣能穿透层层云雾。更别说山里的宝贝，天麻、杜仲等药材长势喜人，野鹿、竹鼠等野物随处可见，这些在山外都能卖出极高的价钱；地下还藏着绝佳的矿产，煤炭、铅锌等资源储量丰厚。
可偏偏，那些高耸入云的绝壁、深不见底的峡谷，成了当地人致富的拦路虎。货物运不出去，外界的东西进不来，山水的阻隔不仅挡住了财富，更挡住了法治的阳光。更要命的是，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了毒品交易的天然通道，北接四川，南连云南，西通缅甸，一条隐秘的贩毒路线就藏在群山褶皱里。再加上此地自古民风剽悍，明清两代就私斗成风，官府的政令到了这里，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村民们早就养成了“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十几个少数民族在这里聚居，服饰、语言各不相同，陌生人的出现并不会引起太多警惕。消息闭塞、人心涣散，让这里成了政府管理的真空地带。可偏偏，这里的生存又格外容易，山里有吃的，林间能藏身，只要弄到一笔钱，找个山坳搭间茅棚，就能舒舒服服过好几年。如此一来，各路恶势力纷纷扎堆，把这片土地当成了逍遥法外的乐园。
这个地方，就是滇黔交界的小城——威宁。
翻查公安系统的旧档案，能清晰地看到对威宁的评价：“贵州省威宁县，系全省乃至全国治安最为恶劣的区域之一。”威宁坐落在乌蒙高原的中心，是贵州最西部的县城，与云南、四川两省接壤，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二十万人口聚居在这里。复杂的地形、普遍的贫困、偏低的文化素质，像三座大山压在这片土地上，让威宁的治安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1999年之前，这里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命案，有的是黑帮火并，有的是抢劫杀人，有的甚至只是因为一句口角就拔刀相向。而这种混乱，并非建国后才出现，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土匪盘踞的乐园。“威宁”这个名字，还是明末清初的吴三桂所起。当时滇黔边境匪乱四起，官府多次围剿都收效甚微，直到吴三桂带着军队进驻，用铁血手段才勉强平定了这片土地。他把这片区域一分为二，设了两个州，一个是云南的宣威，另一个就是贵州的威宁。可匪乱的传统，却像山里的野草一样，一代代延续了下来。
多年以来，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让威宁成了逃犯的“避风港”。无数案犯或主动或被动地逃到这里，其中不乏背负多条人命的重犯。各地警方也曾联合打击，但群山的阻隔让抓捕行动举步维艰，民警进山要靠步行，翻一座山就要大半天，等赶到嫌疑人可能藏身的村寨时，早就有人通风报信，逃犯早已消失在密林深处。
日积月累之下，到了21世纪初，躲藏在威宁的逃犯数量多到惊人，有人开玩笑说，把这些逃犯召集起来，都能开一场“全国罪犯代表大会”。公安系统的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有20%的逃犯会选择逃往乌蒙高原，而在贵州本地作案的罪犯，有七成会隐藏在乌蒙高原的密林里。
1998年，林科俊调任威宁县公安局长。他走马上任第一天，接手的不是欢迎仪式，而是一叠厚厚的案卷，几百起积压的命案，在册的逃犯近700人，其中大半都是重特大逃犯。可与之对应的，是威宁警力的严重不足：全县总共只有360名警察，数量还不到逃犯的一半。更让人头疼的是，办案经费几乎为零，连民警进山的伙食费、交通费都难以保障。这两个难题像两座大山，压得公安局喘不过气，很多大案就这么一年年拖下去，成了悬在百姓心头的噩梦。
随着逃犯越来越多，原本各自躲藏的逃犯开始争夺生存空间。一些不甘寂寞的逃犯，干起了“黑吃黑”的勾当，在恶人堆里称王称霸，巧取豪夺；那些没什么本事的逃犯，只能任由更凶狠的同类讹诈、奴役。经过一番惨烈的生存竞争，当地渐渐形成了号称“十大恶人”的超级逃犯群体。这十个人，不仅让警方头疼，连其他逃犯都对他们畏惧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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