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冬天，多数时候都被铅灰色的雪裹得严严实实，可在东南部的东宁县，却能寻着几分不一样的温润。
这里背倚长白山余脉，绥芬河穿城而过，即便是隆冬，河岸也常有不冻的水汽氤氲，于是得了个“塞北小江南”的美名。只是这美名背后，在九十年代中俄边境贸易的狂潮里，曾滋生出一段沾满同胞血泪的黑暗过往。
东宁的东边，就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国境线在地图上是一道细线，在现实里却串起了两国民众的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俄罗斯淘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掠过东北的黑土地。那时候的说法邪乎得很：“不用带本钱，揣两把干辣椒、几尺碎布头过去，回来就能换个大金链子”“工地上搬砖都比在国内当厂长挣得多”。这些真假掺半的传言，像磁石一样吸着东宁乃至东北各地的人。
农民放下锄头，工人辞了铁饭碗，就连街边修鞋的都背着铺盖卷往口岸跑。
据后来边境管理部门的统计，那几年涌到俄罗斯的中国同胞，光登记在册的就有三十多万。他们散在俄罗斯的大小城市，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开商贸城的、种蔬菜大棚的、包建筑工程的，还有开中医诊所、修家电甚至擦皮鞋的，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久而久之，每个城市都冒出了“中国城”，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连成片，东北话、山东话混着生硬的俄语在街头飘着，成了边境线上独有的风景。
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自治镇的郑仁浩，就是这淘金大军里的一员。1995年他动身去俄罗斯时，刚满二十七岁，皮肤晒得黝黑，手上还带着种地留下的老茧。出发前，他揣着家里卖粮凑的八千块钱，跟媳妇拍着胸脯说：“等我回来，咱就盖砖瓦房，给娃攒够大学钱。”
他去的是乌苏里斯克，一座距东宁口岸不到百公里的边境城市，当时是俄罗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郑仁浩没什么手艺，听说纺织内衣在俄罗斯好卖，就从绥芬河批发市场批了两大包秋衣秋裤，背着就过了境。为了跟俄罗斯人打交道方便，他还特意请翻译给起了个俄国名字，“一诺”，听着干脆，也图个吉利。
那时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十个里有八个有外国名字，就像现在年轻人追美剧起英文名似的，汤姆、杰瑞随口就来。可做生意不是靠名字撑场面的。郑仁浩没做过市场调研，以为“中国制造”在俄罗斯都是香饽饽，进的内衣全是小号的，压根没考虑到俄罗斯人高大的体型；更要命的是他急着暴富，总想着“一锤子买卖”，有回甚至把掺了滑石粉的内衣当纯棉的卖，被俄罗斯顾客找上门来闹，货被掀翻在地，还被市场管理处罚了款。
就这么折腾了三年，郑仁浩不仅没挣着钱，反倒把本钱赔了个底朝天。到1998年冬天，他身上除了一件打补丁的棉袄、一双磨破底的棉鞋，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他蹲在乌苏里斯克商贸城的墙角，看着同胞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匆匆而过，嘴里哈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寒风里，心里又酸又恨。
没过几天，几个同乡找上了他。都是东宁来的，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跟他一样，在俄罗斯混得灰头土脸，陈宝军倒腾木材，被俄罗斯老板骗了货款；金虎山开小饭馆，因为卫生问题被查封；申正浩修家电，最后连工具都当掉了。几个人凑在一间月租五十卢布的板房里，就着劣质伏特加，越说越憋屈。
“仁浩哥，你说咱咋办？”陈宝军灌了口酒，酒液辣得他皱眉头，“回村？我爹要是知道我赔光了家底，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金虎山接话：“就是，当初出来时吹的牛，现在回去脸往哪搁？街坊邻居不得戳脊梁骨？”
郑仁浩把空酒瓶往地上一摔，玻璃碴子溅起来：“回去是没脸回了，留在这，总得有条活路。”他盯着几个同乡，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发亮，“这乌苏里斯克，啥都不缺，就缺一个‘黄瘸子’。”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愣住了。黄瘸子的名头，在八十年代的东北那可是响当当的，哈尔滨最大暴力团伙的头目，手下小弟上千，号称“东北贼王”，后来火遍全国的《天下无贼》里，葛优演的黎叔，原型就是他。那时候在东北混社会的，没人不知道黄瘸子的规矩：“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陈宝军反应过来，脸都白了：“仁浩哥，你是说……要干那玩命的买卖？”
“玩命才能挣钱！”郑仁浩一拍桌子，“你以为那些开大车、做批发生意的，真的是靠本事发财？他们怕不怕黑？怕不怕打？咱就在这中国人堆里找饭吃，他们报官？俄罗斯警察听得懂中国话吗？就算听懂了，能管咱中国人的事？”
他顿了顿，语气更狠：“我先去探探路，成了，咱就一起干；不成，我一个人担着。”
郑仁浩打的算盘很毒，不碰俄罗斯人，专欺负自己同胞。他知道商贸城的中国商人大多报团，但也有不少是单打独斗的小老板，胆子小，怕惹事。他挑了个卖袜子的浙江老板，揣着块砖头藏在怀里，闯进人家店里，开口就说“借”五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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