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红心。2月8日，专案组决定传唤甄某。面对民警的询问，甄某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当民警拿出石子厂厂长的证词和雷管来源的证据时，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终于交代了实情。
“去年9月，李红心让我帮他买炸药，”甄某低着头说，“他说要炸鱼用，我就冒用了黄寺乡八方石料厂的名义，从黄寺爆炸物品管理站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交给了他。元旦以后，他告诉我有4袋炸药放在了邢台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后来又让他堂弟李永新送到了地沟铁矿，剩下的1袋我不知道去哪了。”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赴地沟铁矿和邢台建筑公司施工队，核实了甄某的供述。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在地沟铁矿，民警们提取到了两枚电雷管，这两枚雷管的型号，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雷管完全相同。同时，铁矿的负责人还回忆说，1998年10月，李红心曾经以“炸鱼”为名，从矿上索要了数十管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炸药，这种包装方式，与爆炸现场遗留的炸药碎片特征一致。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2月11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民警拿着拘留证出现在李红心面前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但还是强装镇定：“我是司法局局长，你们不能乱抓人！”
审讯工作异常艰难。李红心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知道如何规避审讯的重点。一开始，他百般狡辩，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所有的证据都是“巧合”；后来，他干脆沉默不语，任凭民警如何劝说，都一言不发。
专案组从各县市公安局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审讯小组。他们分析了李红心的心理特点：自负、多疑、爱面子，而且对仕途有着强烈的执念。“我们要从他的心理弱点突破，”审讯小组组长说，“既要讲法律的威严，也要讲政策的宽大，让他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审讯人员没有急着追问案情，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你1972年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警员做到刑警队长，30岁就主持公安局全面工作，那时候多风光啊！”审讯人员说，“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提到自己的过往，李红心的眼神动了一下。审讯人员趁热打铁，把甄某的供述、雷管的证据、目击者的证词一一摆在他面前：“现在证据确凿，你再狡辩也没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2月13日午夜，审讯室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李红心沉默了整整两天，终于抬起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我错了……”他哽咽着说，“是我炸了铁路，是我鬼迷心窍……”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这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李红心的人生轨迹说起。
在邢台县，李红心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出生的他，1972年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凭借着聪明才智和肯吃苦的劲头，很快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员。“那时候的李红心，眼里有光，干工作不要命，”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民警回忆说，“跟着老干警跑案子，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刑警队的几年里，李红心侦破了不少大案要案。1983年严打期间，他带队抓获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受到了地区公安处的表彰；1985年，他主办了一起杀人案，仅凭一枚指纹，就锁定了凶手，让案件在72小时内告破。凭借着这些功绩，他很快被提拔为刑警队队长，后来又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工作。
1988年，原公安局局长调任，31岁的李红心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候他是邢台县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老民警说，“他还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大家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将来肯定能升得更高。”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9年5月，县委下发通知，调任李红心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这个任命让李红心的心里凉了半截。“在他看来，公安局局长是实权派，权力大、待遇好，下面的人都捧着；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就是个‘清水衙门’，听起来是正局级，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求人。”张建国分析说。
李红心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下午。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看着桌上堆积的案件卷宗，心里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为公安工作立了这么多功，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种地方？”他在心里质问，却又无力改变。最终，他只能强颜欢笑地去政法委报到，但心里的怨气，却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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