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福利院的人再也不叫她 “邵向阳” 了，取而代之的是 “小哑巴”。“你看福利院那个小哑巴，长得多漂亮啊，可惜了。”“是啊，那么机灵的孩子，怎么就听不见、不会说话呢？” 每当有人提起她，语气里都带着惋惜。邵向阳虽然听不到，但她能感受到人们眼神里的同情和遗憾，她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默看着别的孩子玩耍。
那个年代，专门接收残疾儿童的学校少之又少，身患残疾的孩子想要上学，难如登天。邵向阳就这样在福利院里待到了 9 岁，才终于迎来了上学的机会。市里开办了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福利院把她送了过去。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手语，第一次学会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师教她看书写字，教她用手势交流，邵向阳学得很认真，她知道，这是她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唯一途径。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有不同的起点，有人记得三四岁的趣事，有人五六岁的记忆才开始清晰。可邵向阳却始终坚信，她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岁多的时候。那个记忆模糊而零碎，却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她记得有一个穿着青色裤子的女人抱着她，女人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她们坐了很久的汽车，汽车颠簸得厉害，然后又转了火车，火车的轰鸣声虽然她听不到，却能感受到震动。最后，女人抱着她走了很远的路，把她放在了一个陌生的街口，也就是派出所的门口。女人蹲在她身边，看了她很久，肩膀微微颤抖，似乎在哭泣。这是邵向阳对 “家人” 仅有的记忆，那个穿着青色裤子的女人，到底是不是她的母亲，她不知道，但她总在心里告诉自己，那一定是妈妈。
16 岁那年，邵向阳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一本生理卫生书。书里提到了 “遗传” 这个词，说子女的容貌、性格，往往会遗传自父母。那天晚上，等宿舍里的同学都睡着了，邵向阳悄悄跑到厕所，借着微弱的灯光，拿着一面小镜子，仔细打量着自己。她看着镜子里那张清秀的脸，双眼皮，高鼻梁，樱桃小嘴，皮肤白皙，心里默默想着：记忆里的那个女人，会不会也长这个样子？她一定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吧，不然怎么会生下自己这样的女儿。
在别人面前，邵向阳从不提及关于家庭和母亲的任何话题。学校里写命题作文《我的家》，她就写儿童福利院，写照顾她的阿姨，写教她知识的老师；写《我的妈妈》，她就写对她最好的张老师，写张老师如何教她手语，如何在她难过时安慰她。可每当夜深人静，进入梦乡，那个穿着青色裤子的女人就会出现。她总是梦到自己哭着向女人跑去，嘴里喊着 “妈妈”，可无论她怎么喊，女人都只是看着她流泪，嘴里说着什么，她却一点也听不到。每次从这样的梦里醒来，邵向阳的枕头都会被泪水浸湿。
20 岁那年，邵向阳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留在了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工作，主要是糊火柴盒。工作枯燥乏味，工资也很低，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也就是在这一年，她从一个工友口中得知，世界上有一种叫 “助听器” 的东西，戴在耳朵上，就能帮助聋人听到声音。这个消息像一道光，照亮了邵向阳灰暗的生活。
其实，邵向阳并不是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从小到大，她的耳朵里总会传来一种沉闷而单调的 “轰隆轰隆” 声，就像书上描写的海浪拍岸，又像是飞机飞过的轰鸣。后来她才从医生那里得知，那根本不是海浪声，也不是飞机声，而是她头部血液流动时产生的声音。至于为什么能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医生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
邵向阳立刻跑去医院咨询，医生告诉她，以她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助听器，大概率能听到外界的声音，甚至有可能学会说话。这个消息让邵向阳欣喜若狂，她急切地问医生，配一副助听器需要多少钱。当医生说出 “8000 多块” 这个数字时，邵向阳的心瞬间沉了下去。8000 多块，对于当时一个月只赚几十块钱的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她不吃不喝，把所有工资都攒下来，也得十几年才能攒够。
那段时间，邵向阳整日愁眉不展。她太想听到声音了，太想开口说话了，太想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看着镜子里自己清秀的容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样 “资本”—— 美貌。从十几岁开始，就不断有男生向她示好，福利院的阿姨也总说，她是院里最漂亮的姑娘。一个大胆而羞耻的念头在她脑海里萌生：她可以用身体换钱。
这个念头让她纠结了很久。武汉是她长大的地方，这里有她的回忆，有照顾过她的阿姨和老师，她不愿意在这座熟悉的城市里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思来想去，她决定离开武汉，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赚够买助听器的钱，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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