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11 月 18 日的肇东，已经冷得能哈出白气。四站镇坐落在松嫩平原的边缘，一条土公路穿镇而过，把镇子分成东西两半。东边是庄稼地，西边是住户，大多是土坯房，房檐下挂着串起来的红辣椒和玉米棒子。傍晚五点多，天就黑透了，只有镇中心的 “帝王酒店” 还亮着灯，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霜，能隐约看到里面划拳喝酒的人影。
没人知道，再过半小时，这条安静的土公路上，会溅满鲜血；那些此刻还在说笑的人家，会在猎枪的轰鸣声中，彻底碎成粉末。
东兴村的村口，姜立明的药店是最显眼的 ， 不是因为大，是因为门口挂着块红漆写的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立明药店”。铺子就十平米，货架是用旧木板钉的，第一层摆着感冒通、去痛片，第二层是给牲口用的消炎针，第三层堆着几袋板蓝根，袋子上落了点灰。
姜立明今年 22 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说话声音小，跟人对视会下意识低头。他不是四站镇人，是三年前跟着父母从邻县迁来的，父母去世后，他就靠着这家小药店过活，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张兰，日子才算有了点奔头。
张兰每天中午会来送饭，大多是玉米粥和咸菜，偶尔会炒个鸡蛋。两人就在柜台后坐着吃，姜立明会给张兰夹一筷子鸡蛋，说 “你多吃点，下午还要喂猪”。张兰总是笑，说 “你也吃，看你瘦的”。
药店的生意不算好，但够糊口。镇上的人都知道，小姜的药比镇卫生院便宜， 卫生院的感冒通卖五毛，他卖三毛五；卫生院的红霉素软膏卖一块二，他卖九毛。有人问他 “为啥卖这么便宜”，他只会说 “都是街坊，别赚太多”。
麻烦是从 1995 年 7 月开始的。那天下午，镇卫生院的院长侯晨清和副院长白慧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走进了药店。侯晨清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白慧晨四十出头，脸上带着横肉，进门就往柜台边一靠，说 “小姜，这药店你别开了”。
姜立明手里的记账本 “啪” 地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侯院长，我没犯啥错啊……”
“没犯错？” 白慧晨冷笑一声，“你这药有正规手续吗？进货渠道合法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是非法经营！”
侯晨清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 “小姜，不是我们为难你。我有个朋友，想在这开家正规药店，你月底前搬出去，我们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不然，你这药得全扣了，还得罚钱”。
姜立明知道，这不是 “为难”，是明抢。他的药确实没全办手续， 镇上哪家小药店有全手续？可他不敢跟侯晨清硬刚，侯晨清是镇里的 “大人物”，跟派出所的周守芳所长是拜把子兄弟，他一个外来户，怎么斗得过？
那天晚上，姜立明没睡觉。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货架上的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兰劝他 “要不就搬吧，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他摇头：“搬了去哪？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
他想到了一个 “办法”， 托邻县的表哥，进一批便宜药。表哥在哈尔滨做药材生意，能拿到 “渠道货”。姜立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包括张兰的陪嫁钱， 那是张兰母亲临死前留的，用红布包着，藏在床板下。
“立明，这钱不能动啊……” 张兰拉着他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没事，” 姜立明攥着她的手，眼神很亮，“这批药卖完，咱们就能多撑一阵，说不定侯院长他们就忘了这事了。”
9 月 12 号，药到了。两大箱，用麻袋裹着，表哥雇了个三轮车送过来。姜立明连夜把药搬进店，打开一看，有治咳嗽的甘草片，有给小孩退烧的安瑞克，还有几盒头孢 ， 都是镇上人常用的药。他心里松了口气，想着 “这下能撑到年底了”。
可他没撑到三天。9 月 15 号早上，周守芳带着两个民警，开着警车来了。周守芳四十多岁，满脸胡茬，腰间别着把 77 式手枪，进门就喊 “姜立明，把你进的假药交出来”。
姜立明懵了：“周所长，这不是假药，是正规药……”
“正规药？有手续吗？” 周守芳一挥手，两个民警就把那两箱药抬上了警车。姜立明追出去，抓住周守芳的胳膊：“周所长，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你不能抬走！”
周守芳甩开他的手，冷笑：“这是侯院长举报的，你要找，找他去。”
姜立明去了卫生院，侯晨清不在；去了白慧晨家，白慧晨关着门，喊 “别来烦我”。他站在土公路上，看着警车开远，突然明白过来 。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他逼死。
那天晚上，姜立明喝了半瓶高粱酒，酒是散装的，辣得他嗓子疼。他红着眼对张兰说：“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张兰以为他只是气话，抱着他哭，说 “咱们别跟他们斗了，咱们走，去别的地方”，可姜立明没说话，只是盯着墙上的日历，手指在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 这三个名字上，一遍遍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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