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 3 点，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技侦人员带着提取到的血迹、毛发、纤维等物证，乘坐警车返回沈阳进行鉴定；张建军则留在列车上，对软卧车厢的旅客逐一进行询问，重点排查案发前后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可询问了一圈，除了李建国，其他旅客要么在睡觉，要么没注意 3 号包厢的情况，线索似乎一下子断了。
第二天早上，许银的妻子王丽接到了沈阳铁路公安局的电话。她正在吉林市一家医院的护士站核对医嘱，听到 “许银遇害” 的消息时，手里的病历本 “啪” 地掉在地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不可能！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说等签完协议就回家陪儿子过生日……” 王丽的声音哽咽着，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同事赶紧扶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可她握着杯子的手一直在抖，热水洒了一地。
王丽赶到沈阳时，许银的遗体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她隔着玻璃看到丈夫躺在冰冷的停尸台上，身上盖着白布，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法医告诉她，许银身中 11 刀，刀刀都刺在腹部和胸部，致命伤是刺穿肝脏的那一刀，死亡时间大概在 10 月 14 日午夜零点左右。“他身上的现金、手机、BB 机都不见了，连皮鞋、西服都被拿走了，应该是一起图财害命的案件。” 法医的话让王丽的心更痛了。
她知道丈夫这次去大连带了 2 万多现金，还有两部刚买的摩托罗拉手机，那是他用来联系客户的，没想到却成了凶手行凶的导火索。
与此同时，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凝重。局长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案件报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发生在旅客列车软卧包厢的特大杀人抢劫案，公安部和铁道部都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 他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拍，“现在，我们要把吉林和辽阳作为主战场，一方面排查许银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仇家；另一方面，重点查找 3 号包厢的另外两名旅客，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查找这两名旅客的过程，却比想象中难得多。当时列车软卧包厢还没有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旅客买票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乘务员查票时也只是看一下车票，不会记录身份信息。刘芳回忆起案发前半小时查票的情景：“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的是个瘦子，大概 45 岁左右，说话带着点辽宁口音；矮个的是个胖子，不到 30 岁，一直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我查票的时候，高个的把我堵在门口，说里面有点乱，不让我进去，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没进去看。”
根据刘芳的描述，民警画出了两名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复印了几万份，分发到吉林、辽阳、大连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可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有人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可能在辽阳站下了车，因为列车在辽阳站停靠了 5 分钟，足够他们下车逃跑；也有人说，他们可能在鞍山站下了车，混在人群里溜走了。可不管民警怎么排查，都没有找到这两个人的踪迹。
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王丽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丈夫讨回公道。她聘请了吉林市有名的律师张伟，以 “意外人身伤害” 为由，将沈阳铁路局告上了法庭。“我丈夫买了软卧车票，铁路局就有义务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现在他在列车上遇害，铁路局必须承担责任！” 王丽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沈阳铁路局的律师则辩称，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凶手是外部人员，铁路局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1999 年 12 月，沈阳铁路局运输法院作出判决：沈阳铁路局在旅客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疏漏，判处其赔偿王丽 15 万元。这是全国首例旅客在列车上遇害后获得高额经济赔偿的案件，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羊城晚报》率先发表了专访，记者陈颖深入采访了王丽和办案民警，写出了一篇题为《午夜列车惊魂：软卧包厢里的夺命案与 15 万赔偿》的长篇报道，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相继跟进，社会各界对列车安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而此时，“10?14” 列车命案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铁道部公安局将此案列为全国一号公案，沈阳铁路公安局调集了全局 10 个公安处的警力，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民警们的足迹踏遍了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无以计数的犯罪资料，光是办案经费就花了 70 多万元。负责此案的沈铁吉林公安处副处长赵彩文，更是为此熬白了头发。有一次，他带着民警去海南排查一个嫌疑人，冒着台风去乡下，结果发现嫌疑人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回来后就感冒了，可他还是坚持在办公室整理线索。“为了破获此案，我们的足迹已经到过天涯海角，可就是找不到凶手的影子。” 赵彩文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语气里满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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