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听着30万，可能觉得不算多，但在1991年，这绝对是“天文数字”。国家统计局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935元，就算是外资企业的“高薪族”，一年也不过1000出头。按1000元年薪算，30万相当于300年的工资；再看房价，1991年上海中心市区的房价才250元一平米，30万能买1200平米的房子，放到现在，那可是价值几千万的资产。
胡文海成了村里的“暴发户”。他在榆次的华聚小区买了房，那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在当时绝对是“洋气”的象征；他还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着在村里转，惹得不少人羡慕。有村民找他借钱，他也大方，只要理由正当，几百几千的都肯借，那时候的他，大概是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
可风光没持续多久。1992年，太原的股市火了起来。1990年深交所、上交所才刚成立，1992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股票”是啥，胡文海却凭着一股“敢闯”的劲，拿着煤矿赚的钱，一头扎进了股市。
刚开始，他确实赚了，股市里的钱来得比煤矿快，没几个月，他又赚了几十万。可股市这东西，涨得快，跌得更快。从1995年开始，他买的股票一路下跌，几十万本金像流水似的没了。更糟的是，他女儿这时候得了肺炎，那时候的肺炎不像现在，抗生素用了就好，得住院输液，天天花钱，女儿的咳嗽声，成了胡文海心里的疙瘩。
钱没了，女儿生病，老婆也开始跟他吵架。“当初不让你炒股，你偏不听！现在好了，钱没了，女儿看病都没钱！”老婆的抱怨，像针一样扎在胡文海心上。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完了？”
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煤矿靠谱，那是他的“第一桶金”来源，也是他唯一熟悉的行当。1998年，大峪口村旧坑煤矿的承包期到了，要重新招标。胡文海眼睛又亮了，他交了3万块钱报名费，等着重新把煤矿拿回来。
可这一次，命运没再给他机会。
1998年的煤矿招标，跟当年不一样了，不再是村支书说了算，而是“价高者得”。胡文海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按当年承包的价格续包，实在不行，就用自己在华聚小区的房子和剩下的股票做抵押。
可招标会上，有人出了比他高得多的价格，当场就把承包权拿走了。胡文海傻了眼，他跑到村委会找干部理论：“这煤矿我包了五年，熟门熟路，凭什么给外人？”干部们也无奈：“文海，这是公开招标，价高者得，我们也没办法。”
胡文海不相信“没办法”。他后来听说，新承包煤矿的人，居然跟胡根生有股份往来，胡根生在新煤矿里占了股，能拿到分红。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得胡文海浑身冰凉：“难怪我中不了标，原来是胡根生在背后搞鬼！”
他找到胡根生，当面质问。胡根生不承认：“文海，你别瞎猜，我就是跟人家认识，没别的。”可胡文海已经认定了是胡根生在阻拦他，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曾经的“兄弟”，彻底成了“仇人”。
但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没到“拼命”的地步。他跟胡根生在村里遇见，虽然不说话，但也不至于动手，就像村民说的，“面和心不和，维持着表面的平衡”。可谁也没想到，1999年夏天的一件事，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把胡文海推向了复仇的边缘。
1999年6月19日晚上9点，天已经黑透了。胡文海在自家的果园里浇地，水管“哗哗”地流着，浇在刚种的苹果树上。果园旁边是高家兄弟的地，高延枢和高延堂两兄弟正在收拾农具，准备回家。
胡文海没在意他们，高家兄弟是十几年前从河北迁来的，跟胡家没仇没怨，平时见了面也就是点点头。可他没料到，这两个平时不起眼的男人，会突然对他下死手。
就在他弯腰关水管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他刚想回头，就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高延枢手里的铁锹，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头上。胡文海“哎呀”一声，差点栽倒，血瞬间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第二锹又砸了过来，还是后脑勺。这一下更重，胡文海觉得天旋地转，身子晃了晃，眼看就要倒下。就在这时，第三锹朝着他的脑袋劈了过来，胡文海本能地抬起胳膊去挡，铁锹刃划过他的手臂，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唰”地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衣服。
高家兄弟两个人，胡文海一个人，还受了伤，根本不是对手。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意识开始模糊，就在这生死关头，远处传来了弟弟胡青海的声音：“哥！你怎么了？”
胡青海刚从镇上回来，路过果园，看见哥哥被人打，赶紧冲了过来。他一把推开高延枢，跟高家兄弟扭打在一起。胡文海趁机扶着树站起来，捂着流血的头，朝着村里喊“救命”。高家兄弟见有人来，也不敢再打，慌忙收拾起铁锹，朝着村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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