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徐海鸥还参加了温州市的举重比赛。比赛那天，他穿着背心，露出结实的胳膊，在举重台上，他一把举起了150公斤的杠铃，赢得了第三名。站在领奖台上，徐海鸥看着台下的掌声，心里更得意了——他觉得，靠力气和拳头，一定能在温州混出个名堂。
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的民营经济越来越红火，托运业、小商品市场、参茸市场都发展了起来。可这些行业里，也藏着不少“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垄断市场，挣大钱。徐海鸥看着别人靠“抢地盘”发了财，心里也痒痒的。他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成不了大事，得找一群“兄弟”，一起干。
1992年4月11日，是徐海鸥31岁的生日。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办了一场生日宴，邀请了20多个“兄弟”——这些人都是他这些年在社会上认识的混混，有跟他一起打零工的，有跟他一起练拳的，还有几个是从其他小帮派里“挖”过来的。
徐海鸥的家在灵溪镇的老街区，是一间两层的砖房。那天晚上，屋里的灯亮得通亮，桌上摆着温州特色的海鲜——梭子蟹、黄鱼、虾蛄，还有几瓶白酒、啤酒。兄弟们穿着花衬衫、牛仔裤，有的叼着烟，有的翘着二郎腿，划拳喝酒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满是江湖气。
酒过三巡，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男人站了起来——他就是陈日南。陈日南比徐海鸥小两岁，以前是另一个帮派的“军师”，脑子灵活，很会出主意。他端着酒杯，看着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跟着海鸥哥这么多年，也打了不少架，挣了点小钱，可总这么散着干，成不了气候。现在温州的生意这么好，托运、参茸、海鲜，哪一行不挣钱？我看，咱们不如联合起来，推海鸥哥当大哥，一起做大事，以后咱们都是温州的‘大人物’！”
陈日南的话刚说完，屋里就炸开了锅。有人起哄：“好！我听海鸥哥的！”有人说：“对！一起干，挣大钱！”还有人担心：“要是被警察抓了怎么办？”徐海鸥看着兄弟们的反应，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他站起来，拿起酒瓶，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兄弟们，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徐海鸥就当这个大哥！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一口吃的！谁要是敢欺负咱们兄弟，我第一个不答应！”
接着，徐海鸥当场任命：陈日南当“二哥”，负责出谋划策；叶鹏、许明普当“打手头目”，负责带兄弟们“办事”；还有几个人负责管理财务、联系生意。一个以徐海鸥为核心的犯罪集团，就这么在一场生日宴上诞生了。
这个集团的“根据地”，就是徐海鸥开的一家托运部。那时候的温州，托运业很火——小商品要运到全国各地，都得靠托运部。徐海鸥的托运部，表面上是正规生意，实际上却靠暴力垄断了灵溪镇的部分托运业务。比如，有商家想找其他托运部发货，徐海鸥的手下就会去“找麻烦”——要么砸了商家的货，要么威胁托运部的老板，让他们不敢接生意。久而久之，灵溪镇的不少商家，都只能找徐海鸥的托运部发货，而他则从中赚取高额的运费。
集团成立后，徐海鸥的胆子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大。他知道，要在温州站稳脚跟，光靠自己的兄弟们还不够，还得“打通关系”——也就是找“保护伞”。那时候，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宝爱，成了徐海鸥的“目标”。
徐海鸥经常请郭炳忠、张宝爱吃喝玩乐，送他们烟酒、海鲜，有时候还会送现金。有一次，郭炳忠家装修，徐海鸥直接派手下送去了几万块钱，还帮着找了装修队。张宝爱喜欢喝茶，徐海鸥就托人从福建买了上好的铁观音，送到他家。一来二去，郭炳忠和张宝爱就成了徐海鸥的“保护伞”——每当徐海鸥的托运部被查，或者有人举报他，郭炳忠和张宝爱就会出面“摆平”，要么让手下的人“放水”，要么把举报信压下来。
有了保护伞，徐海鸥更是肆无忌惮。他的集团不仅垄断托运业务，还开始涉足其他行业——比如海鲜市场、参茸市场。只要是能挣钱的生意，他都想插一脚，而手段只有一个：暴力。
1992年下半年，徐海鸥的集团出了一件事——他的两个手下，因为在福鼎县赌博，跟当地的混混起了冲突，被对方扣了下来。福鼎县属于福建省，离苍南很近，那时候福鼎的“福鼎肉片”还没火遍全国，但当地的混混也很“横”。
徐海鸥听说自己的兄弟被抓了，当场就火了：“敢动我的人？不想活了！”他立刻召集了20多个手下，每个人都拎着砍刀、钢管，坐着几辆面包车，直奔福鼎县。
到了福鼎，徐海鸥的人直接找到了当地混混的“据点”：一家小赌场。双方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对方领头的混混看着徐海鸥的人，嚣张地说：“你们是苍南来的？敢管我们福鼎的事？”徐海鸥没跟他废话，挥了挥手，手下的人就冲了上去。一时间，砍刀挥舞的声音、惨叫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混在一起。福鼎的混混没想到徐海鸥的人这么能打，没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只好把徐海鸥的两个兄弟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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