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 8 月 13 日 上海提篮桥监狱
盛夏的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提篮桥监狱的每一寸空气都焐得发烫。女监区的走廊里，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青灰色的砖，混合着消毒水和汗水的味道，在午后的寂静里发酵出一种沉闷的滞重。
21 岁的修丽蜷缩在监室角落的草席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洗得发白的囚服套在她身上，像挂在晾衣绳上的空布袋，随着她细微的颤抖轻轻晃悠。距离死刑复核裁定下来已经过去三天，狱警知道，留给这个年轻姑娘的时间不多了。
“修丽，” 值班的张警官站在铁门外，声音隔着铁栏杆传进来，带着职业性的冷静，“还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说。”
角落里的人动了动。她把脸埋在膝盖里，乌黑的头发纠结在一起，遮住了大半张脸。手指死死抠着草席边缘磨出的毛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沉默像潮水一样漫过监室，张警官耐心地等着 —— 这些年她见过太多临刑前的犯人，有的歇斯底里，有的哭天抢地，有的则像修丽这样，把自己缩成一个坚硬的壳。
好一会儿，才有细若蚊蚋的声音从头发缝里钻出来：“我…… 我想请法院和政府…… 帮我验验身体。”
张警官愣了一下。她负责看管修丽快半年了，卷宗里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姑娘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跟自己的师傅尹怀氏不清不楚，最后还因为私情败露，狠心杀了师傅 9 岁的女儿。这样一个 “作风不正” 的杀人犯，临刑前不求减刑，不求见家人，竟然要验身体？
“验身体？” 张警官皱起眉，铁栏杆被她的手指敲得 “当当” 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验这个有什么用？”
修丽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这声质问烫到了。她慢慢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眼睛红肿得像两颗烂桃子，眼下的乌青深得像被人打了一拳，唯有鼻梁挺直，唇线清晰，能看出年轻时那份未经世事的秀丽。
“我要证明…… 证明我是清白的。” 她的声音发颤，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 砸在草席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张警官更糊涂了。卷宗里明明白白记录着尹怀氏的供词，说他与修丽 “有不正当关系”；街坊邻居的证词也都指向这个姑娘 “水性杨花”，勾引有妇之夫。杀人偿命是板上钉钉的事，清白不清白，跟她的判决有什么关系？
“你都要死了，” 张警官忍不住提高了声音，“求法院从轻发落，见家人最后一面，哪样不比这个重要？”
修丽没再说话，只是把脸重新埋回膝盖。眼泪砸在地上的声音更密了，像窗外漏进来的雨，淅淅沥沥，敲得人心头发闷。张警官看着她单薄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姑娘身上藏着什么，像监室墙角的霉斑，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
1990 年 12 月 19 日 上海郊区机耕路
上午 9 点半，上海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的电话铃声像被点燃的爆竹，突然炸响。
接线员小李刚端起搪瓷杯想喝口热水，手一抖，半杯开水溅在桌面上。她慌忙抓起听筒，还没来得及说 “您好”，听筒里就窜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快来人啊！救命！这个女的疯了！拿榔头打孩子的脑袋！”
电话那头的人像是在跑，呼吸粗得像破风箱，夹杂着模糊的哭喊和嘈杂的人声。小李握着笔的手在记录本上打滑，她一边对着话筒大喊 “请说清楚地点”，一边拼命在脑子里筛选地名 —— 对方的口音带着浓重的郊区腔，“某某村”“机耕路” 几个词断断续续飘过来。
“在…… 在闵行区的杜行村！机耕路！快！孩子快不行了！”
小李猛地拍下红色的紧急按钮，对着对讲机吼出地址。三分钟后，两辆挂着警灯的摩托车冲出警局大门，轮胎在结了薄冰的马路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
杜行村外的机耕路是条土路，平时只有拖拉机和自行车经过。等民警老王和小张赶到时，路中间已经围了二十多个人。人群像被无形的手攥着，挤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里面传来女人压抑的啜泣和男人的怒骂。
“让让！让让！警察来了！” 老王拨开人群往里挤，军绿色的警服被挤得皱巴巴的。他一眼就看见人群中央的景象 ——
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袖口磨破了边，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是暗红色的血，有的已经凝固成块，有的还在顺着指尖往下滴。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瞳孔放大，像是没看见周围的人，也没听见警笛声。
离她两步远的地方，躺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瘦小的身子蜷缩着，像一只被丢弃的布娃娃。旁边扔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榔头，锤头沾满了血和头发，在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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