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府墙头上，李惟岳的瞳孔，微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
《团帐》，乃是府兵轮换宿卫、差遣调动的根本名录，记录着每一名兵士的来去动向。
《甲仗历》，则是武库之内，每一件兵器、每一副甲胄的出入、修补、损耗的流水账簿。
这两样东西，是折冲府这台暴力机器运转的底层数据。
平时，它们只是躺在档案库里积灰的故纸。但此刻，从顾长生口中说出，却变成了两柄足以剖开他心腹的利刃。
崔源的脸上，则是一片茫然。他听不懂这其中的关窍，但他看懂了李惟岳脸上那一闪而逝的惊惶。
他像是溺水之人，胡乱地抓住了这根名为“规矩”的稻草。
顾长生没有再多言。他勒转马头，对崔源道：“笔墨。”
两个字，简洁，有力。
崔源立刻醒悟，对着身后一名随行的胥吏吼道：“快！拿笔墨来！”
很快，一名胥吏从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取出了笔、墨、砚台和一张半旧的公文纸，在马背上，为崔源支起了一个临时的书案。
“写。”顾长生开始口述，他的声音平静，措辞却严谨得像是一篇法条的注释，
“渭州刺史府移牒，呈御史台巡察御史崔公大鉴：今有西巡抚慰使顾长生，于城中察得叛军安禄山党羽，勾结折冲府都尉李惟岳，意图不轨，证据或在军府文书之中。
本使依《大唐捕亡律》‘见贼不告、不追，与贼同’之条款，为免罪责，特请抚慰使代为主持勘验。
期间，全城戒严，乃‘事急从权’之举，所有文书、流程，皆有档可查。望御史明鉴。”
崔源的手，一边发抖，一边奋笔疾书。他越写，心中越是骇然。
顾长生的这篇移牒，字字诛心。它巧妙地将自己从“主犯”变成了“协从”，将“擅自戒严”的行为，偷换概念成了“为免罪责”的自保之举。
更阴险的是，他直接将“李惟岳”这个名字点了出来，将一场针对全城的阴谋，精准地压缩成了一桩有明确目标的“叛乱案”。
如此一来，城外的御史，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变成了一个必须对“具体案件”做出反应的“勘察官”。
“盖印。”顾长生吐出最后两个字。
崔源从怀中，颤巍巍地掏出那枚沉重的州府大印，蘸上印泥，重重地按在了公文的末尾。
“送出去。”
一名昭武军亲卫接过公文，策马奔向紧闭的城门。在与城楼上的守军一番交涉后，公文被放入一个吊篮，缓缓地缒下了城墙。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扇厚重的城门之上。
城内，是李惟岳沉默的军阵。
城外，是御史台威严的法理。
而顾长生，则用一纸公文，在这两股力量之间，为自己撬开了一道微弱的缝隙。
……
渭州城外，御史台的临时行辕，搭建得一丝不苟。
三十名身着皂衣、腰佩横刀的御史台卫士，分列两旁，神情肃穆。
正中央，一张黑漆案几，一具香炉，一卷摊开的《唐律疏议》，构成了一个充满威严与秩序的场域。
案几后，端坐一人。
正是此次奉命而来的监察御史，崔器。
他年约三十五，身材清瘦，面容古板，一双眼睛，锐利得像是常年用来批阅卷宗的刻刀。他身上的绯色官袍，没有一丝褶皱。
当那份来自城内的移牒，被恭恭敬敬地呈上时，他甚至没有立刻去看内容。
他的手指，先是轻轻地摩挲了一下公文纸的质地，又将它凑到鼻尖，闻了闻上面的墨香。
“官纸，是户部统一监造的‘黄麻纸’。墨，是上等的松烟墨。州府大印的印泥，用的是特供的‘辰州砂’，色泽纯正，没有问题。”
他像是在鉴定一件古玩，而非一份紧急公文。
直到确认了这份公文的“合法性”，他才缓缓展开，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看完之后，他将公文轻轻放在案上，抬头，望向那高耸的城墙，许久，才开口问道：
“《捕亡律》中，‘事急从权’一款，如何界定？”
他不是在问任何人，像是在自言自语。
旁边侍立的一名属官，立刻躬身回答：“回崔公，按疏议注解，须有‘贼势已成，不及上请’之实证，方可适用。”
“好。”崔器点了点头，“也就是说，城内的顾长生，必须向本官证明，他所言的‘贼势’，确实存在。”
他又问道：“《监察法》中，御史巡按，遇地方兵事，该当如何？”
那名属官再次回答：“按法，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若遇军情，可向地方折冲府，调阅《团帐》、《兵籍》等文书，以核实兵员异动，但无权干涉其内部操练、防务。”
“很好。”
崔器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发出“笃、笃”的声响。
整个行辕，落针可闻。
所有人都知道，这位以严苛和刻板闻名的御史，正在他的脑海中，用大唐最精密的律法，搭建一座审判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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