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其效率是惊人的。
随着弘治皇帝旨意的下达，整个大明，仿佛一部精密的仪器，开始围绕着“东瀛矿务”这个核心目标高速运转起来。
诏令传至南北各格物学院，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巨石。这些建立不过两三年的新式学府，首次迎来了国家层面的大规模征召。
不同于科举入仕的传统路径，这是对他们所学“格物致用”之学的最高认可与实践召唤。
一时间，各分院沸腾了。
通晓矿脉辨识、地质勘测的学子，擅长算术统筹、物料管理的学员，精通机械原理、器械维护的匠徒，甚至还有少数对初步化学分析、冶炼提纯有所涉猎的尖子，都被迅速遴选出来。
他们怀揣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激动，更带着一股开辟新天地、验证所学的新鲜与使命感，从四面八方向天津卫集结。
工部下属的各大作坊，也接到了严令，最优秀的钻探工匠、冶炼师傅、土木技工被成建制地抽调，连同他们赖以生存的先进工具——改进后的强力钻头、利用水力或畜力的大型破碎机模型、新式鼓风炉图纸、以及大量预先制造的标准化构件，一同装船。
在这股由国家主导的洪流之下，一股潜藏的暗流也在悄然涌动。九州金山银海的消息，如同最诱人的饵料，吸引了无数嗅到腥味的鲨鱼。京师的勋贵、部院高官、乃至江南豪族，都看到了其中难以想象的巨大利益。仅仅依靠朝廷官营？那怎么够！
许多官员、世家的府邸门前，车马骤然增多。暗示、请托、乃至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在私密的宴会、书房中频繁上演。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将自己的人，塞进即将出发的庞大队伍中。
哪怕只是在矿务总局某个部门担任一个不起眼的书吏，或在某个矿场做个管事，都意味着拥有了分享这块巨大蛋糕的入场券，拥有了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运作关系的桥头堡。
这股风潮，自然也吹到了身处漩涡中心的陆仁耳边。
这一日，一位来自苏州、与江南谢家关系密切的绸缎商巨贾，通过层层关系，终于将一份厚礼和一封密信送到了陆仁的案头。
信中并未直接提及矿务，而是委婉地表达了江南某些“有识之士”对陆仁“格物兴国”方略的钦佩，并隐约提到，若能在此次东瀛事务上“行个方便”，那么，徐文谦同知在苏州推行的那项“略显急切”的“方田均税”之策，或许会迎来更多地方士绅“顾全大局”的理解与支持，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
陆仁看着这封充满机锋的信，嘴角泛起一丝冷嘲。这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用东瀛矿务的部分参与权，来换取江南土改的顺利推进。他深知江南土地兼并之弊已是沉疴痼疾，牵一发而动全身，徐文谦在那里举步维艰。若能借此打破僵局……
他沉吟良久，最终提笔回信，言语极其谨慎，既未明确承诺，也未完全拒绝，只是表示“为国举贤，乃分内之事，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本部堂自当酌情考量”，同时强调“东南赋税重地，安稳为要”。
他将球巧妙地踢了回去，既留下了操作空间，也将皮球连带压力，传回了江南。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细节需要在暗处慢慢敲定。
就在官方队伍紧锣密鼓筹备之时，民间的热情也被彻底点燃。朝廷并未禁止民间随行贸易，反而因需要大量生活物资和辅助劳力，默许甚至间接鼓励商人跟随。
天津卫、登州、泉州、广州等主要港口，前所未有的繁忙起来。
大大小小的商帮、海商家族如同闻到血腥的群鱼，纷纷斥巨资购买或租赁海船，招募熟悉东海航线的船老大和水手，囤积丝绸、瓷器、茶叶、布匹、铁器、药材等各类倭国急需或喜爱的商品。
更有甚者，开始组织建筑工匠、农夫，准备到九州寻找商机，参与建设，或是承包一些官家看不上的边角矿脉。
“去东瀛！九州遍地是机会！”成为沿海地区最响亮的口号。一股由官方征服引领，民间资本驱动的赴日热潮，已然形成。这不再是简单的朝贡贸易，而是带着殖民开拓性质的、全方位的经济渗透。
弘治十四年秋，一支规模空前庞大的船队，在天津卫誓师启航。核心是搭载着超过一千五百名格物学子、工匠、官员及其家属的十余艘大型运输船。周围是两艘威风凛凛的“破浪级”战舰，以及二十余艘各类护航战船、补给船。桅杆如林，帆影蔽日，气势恢宏。
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船队终于抵达九州最大的港口——已是明军重要据点的博多港（福冈）。当船队缓缓驶入港湾时，岸上等候的马武、王阳明及一众归顺的九州“代官”们，都被这庞大的阵容所震撼。这不仅仅是支援，这分明是来自母国的一次强大力量投送！
没有过多的休整，在明军精锐的护卫下，“东瀛矿务总局”的勘探队伍，如同高效的工蚁，迅速扑向早已标注好的数个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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