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的贵族、富商乃至稍有资产的平民，无不以穿戴唐绢、使用唐瓷为荣。巨大的需求导致倭国内部的金银铜钱，如同开了闸的洪水般流向大唐。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倭国本土并非没有纺织业，但其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也无法与唐绢相比。在高效、廉价的大唐布帛冲击下，倭国本土的许多小型手工作坊纷纷破产，织工失业，原本就脆弱的倭国手工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倭国朝廷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感到了不安，但却无力阻止唐货的涌入，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唐货的消费者。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一批身份特殊的大唐商人，带着“善意”和“合作”的姿态，来到了倭国。他们找到了那些尚未完全破产、或仍有影响力的倭国布帛商人、工坊主，甚至是某些地方豪族。
这些唐商提出了一个让他们难以拒绝的“合作方案”：
“诸位，我大唐陛下仁德，体恤尔等经营不易。今特旨，愿将我国效率倍增之飞梭织布机，无偿赠与尔等！”
“无偿赠与？”倭国的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早就听闻过大唐有一种神奇的织布机，效率远超他们的传统织机，乃是唐绢质优价廉的关键！如此国之利器，大唐竟然愿意白送？
“当然，”唐商话锋一转，提出了条件，“作为回报，贵方使用此飞梭织布机所生产出的所有布帛，必须按照我们约定的、一个‘合理’的价格，全部独家售卖给我大唐指定的商社。我们会与你们签订长期契约，保证收购，让你们稳赚不赔！”
这个条件，看似优厚，实则包藏祸心。对于濒临破产的倭国作坊主而言，这无疑是救命稻草——不仅能得到先进设备，还能保证产品销路。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便在契约上按下了手印。
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一旦签下这份契约，就等于将自家工坊的生产和销售命脉，完全交到了大唐手中。大唐通过控制原料的供应，以及垄断其产品的收购和销售渠道，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这些倭国工坊的生死。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当大量使用飞梭织布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倭产”布帛被生产出来，并经由大唐强大的商贸网络，以更低的价格倾销回倭国市场时，将进一步挤垮那些没有获得织机、或是仍在犹豫的倭国本土手工业者。用不了多久，整个倭国的布帛生产，将逐渐被这些与大唐签了“卖身契”的工坊所主导，而其终端销售渠道，也牢牢掌握在大唐手中。
届时，倭国百姓穿衣用度，其价格、供应量，将不再由倭国朝廷或市场决定，而是取决于大唐商社的意志。一旦大唐觉得时机成熟，或倭国有所“不恭”，只需轻轻掐断布帛供应，或是大幅提价，就足以在倭国国内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民怨！
这条由“馈赠”飞梭织布机开始，以垄断契约为链条，最终旨在控制倭国民生经济命脉的无形锁链，正在林昊的构想和李世民的默许下，被精心编织起来。它比刀剑更隐蔽，比火炮更持久，将成为未来大唐出兵倭国时，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倭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皆因尔等无能，且对我大唐不敬，断绝贸易所致！我大唐乃仁义之邦，岂能坐视友邦百姓陷于水火？当兴王师，吊民伐罪，重整秩序！”
贞观十二年的这个夏天，大唐帝国如同一头磨砺了爪牙、蓄足了力气的巨龙，一边享受着国内改革与海外贸易带来的空前繁荣，一边将它的目光与力量，更加清晰、更加坚定地投向了东方那片盛产白银的群岛。军事与经济，两条战线并进，一场旨在彻底改变东北亚格局的战略大幕，正在缓缓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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