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有此血的教训在前，后来的诸侯国君、权贵卿相，才不敢轻易因言治罪，更不敢随意杀害讲学者。
如今秦皇嬴政身为大秦之主，自然清楚这段历史。
他不会因墨家主张不合己意，便贸然动刀，重蹈祖辈覆辙。
其三，墨子“尚贤”之说，对君权确有挑战之意，然相较之下，诸子百家中更为激进、更为悖逆之论亦不在少数。
若真要追究“大不敬”，那么受责罚的就不该只有墨家。
倘若一并打压所有异见，岂非寒尽天下士子之心？
这对秦国的长治久安，显然毫无益处。
而嬴政所谋者大，始终以国势强盛为先，怎会因个人好恶而动摇根本？
其四，他是始皇帝，胸怀与气度，还不至于狭隘至此。
墨家之道虽不合其心，但他大可依旧如往昔一般：不用其言，但用其技。
墨者的机关巧思、守城之术，于国有利，何须因理念不同便斩尽杀绝？
留其人而弃其说，方显帝王之量。
更何况，墨家曾为秦国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仅因学说不合己意便随意问罪，显然并不可取。
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朝中其他臣子难免人人自危，心生寒意。
眼下六国残余势力尚未彻底肃清，若秦国内部君臣离心、政局动荡，恐怕正中那些余孽下怀，趁机作乱。
这绝非秦皇嬴政所乐见的局面。
因此，最稳妥的应对方式，便是对墨家创始人墨子所提倡的“尚贤”理念选择性地搁置，不予回应。
即便真要有所采纳，也不过如太子扶苏那般，仅限于从民间选拔贤能之士进入贵族、公卿乃至将相之列。
至于更深层次的推行——让国君也出自庶民，则断无可能被接受。
另一旁，公输家的几位博士见始皇面无表情，并未动怒，不禁暗自叹息。
他们这才意识到，墨家在始皇心中的分量，远比他们预想的更为沉重。
哪怕听闻墨家竟主张连君主也应由百姓中推举而出，这种明显触犯帝王忌讳的观点，始皇依旧神色如常，毫无波动。
然而片刻之后，公输家众人又重燃斗志。
纵然墨家如今地位稳固，但他们坚信这份宠信并非不可动摇。
尤其当墨家的种种主张一次次触碰始皇的底线，惹其不悦之时，正是他们取而代之的良机。
只要公输家能在工艺技术上展现出足以比肩甚至超越墨家的实绩，迟早会赢得始皇更多的倚重。
他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公输一门必将凌驾于墨家之上。
不过，尽管“尚贤”之说未能被秦皇嬴政与太子扶苏全盘接纳，却在民间掀起了巨大波澜。
尤其是在底层百姓之中，获得了广泛共鸣。
像刘季、樊哙、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出身卑微、却胸怀大志之人，渴望摆脱命运束缚，跻身权贵之列，自然对墨家心生亲近。
毕竟，他们是通过天幕首次听闻，有哪家学派明确提出：不仅将相应选自民间，就连治国者也该来自黎民百姓。
而这，正是墨家所倡导的理念。
更令人振奋的是，太子扶苏受此启发，竟提出“分科举士”的构想。
倘若始皇最终采纳这一建议，那便意味着无数寒门子弟将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
他们或将凭借才学脱颖而出，一步登天，成为庙堂之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份可能的转折，虽不能全归功于墨家，但其中三成、两成的因缘，确确实实源于墨子的“尚贤”之声。
仅凭这一点，便足以令人心存感念。
正因如此，如今已有不少人开始四处打听，试图寻访墨家弟子，谋求入门之机。
固然其中不乏真心敬仰者，但更多人还是希望借墨家这股“重贤轻出身”的风向，搏一个翻身的机会。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他们大多不通机关器械，难符墨家弟子惯常所需的手艺标准，恐怕难以入列。
正当踌躇之际，一些心思活络之人忽然想起天幕中“相里季”曾提及的“墨家三分”之说。
若其所言属实，那并非所有墨家分支都以匠技为唯一门槛。
严格来说，唯有扎根秦国、尤其是居于咸阳一带的秦墨一脉——即相里氏之墨，才要求门人精通工巧技艺。
而另两支：一支极可能仍在原齐地活动的相夫氏之墨，另一支大概率流布于旧楚之地的邓陵氏之墨，则未必拘泥于此。
据说，相夫氏更重辩术，讲究言辞交锋、理胜于人；邓陵氏则崇尚武勇，专精技击格斗之道。
而这两种能力，恰恰是许多人尚可努力企及的方向。
于是，不少人悄然萌生了投奔这两支墨脉的念头——即便无法成为巧匠，也有望凭口才或武艺，叩开那扇通往新命运的大门。
尽管如今相夫氏一脉与邓陵氏一脉的墨者，相较于受始皇倚重的相里氏而言已显衰微，但三派之间或许仍存某种隐秘的关联。
他们不妨先寻机投身于相夫氏与邓陵氏门下，再借由墨家三派之间尚未断绝的纽带，迂回接近相里氏这一主流支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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