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星期一上午，分局小会议室被布置得简单而庄重。墙上贴着“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红色标语，长条会议桌上铺着墨绿色绒布，暖水瓶和搪瓷缸子整齐摆放。赖局长带着几位分管副局长和政治处主任、李成钢、人事科长，与今年分配来分局报到的退伍军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座谈会。
赖局长穿着笔挺的78式警服，站起身，双手扶着桌沿，声音洪亮：“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分局党委，热烈欢迎你们加入四九城公安队伍！你们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现在又投身到维护四九城治安稳定的新战线，这是光荣的使命！”
会场里三十来个退伍军人坐得笔直，大多数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只是摘掉了领章帽徽。他们神情激动，眼神中充满朝气和对新工作的期待。听到赖局长的话，不少人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首都公安，责任重大啊。”赖局长继续说着，语气诚恳，“咱们面对的，不光是偷鸡摸狗的小毛贼，更有破坏社会秩序、威胁人民安全的犯罪分子。这就需要我们有部队一样的纪律，一样的战斗力！希望同志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尽快适应新岗位，把部队的好作风带到公安战线来！”
掌声响起，热烈而整齐。接下来几位局领导也简短发言，都是勉励和欢迎的话。
轮到退伍军人代表发言时，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前炮兵班长第一个站起来，声音震得窗户嗡嗡响：“感谢组织信任！我王铁柱在部队是操炮的，到了公安战线，我就是一颗螺丝钉，组织拧哪儿我就在哪儿使劲儿！保证指哪儿打哪儿！”
又一个略显斯文的退伍兵站起来：“我在部队是无线电兵，懂得通讯技术。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刻苦学习公安业务，尽快成为行家里手！”
会场气氛热烈，发言一个接一个，大家都表达了“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的决心。
然而，李成钢在主持会议和观察时，却敏锐地注意到，坐在后排靠窗位置的一个年轻人，显得有些不同。他坐姿也算端正，但眼神时不时地飘向窗外光秃秃的槐树枝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大家慷慨激昂发言时，他只是随着众人礼节性地鼓掌，嘴角却没什么笑意，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或者说，是一种与周围热烈气氛不太协调的沉静。
李成钢悄悄翻看了一下手边的名单和座位表，找到了对应的人：刘峰，24岁，原昆明军区某部副指导员，21级干部。他特意在档案堆里找出刘峰的档案，快速浏览。档案显示，刘峰是特招入伍的，在文工团表现优异，文化程度较高，很快被昆明军区文工团介绍入党。但奇怪的是，在1978年底，也就是南疆战事爆发前不太久，他突然被调离文工团，进入了某野战部队担任副指导员，随后参加了自卫反击作战。档案中记载他参与作战，完成任务，但并无特别突出的战功。
李成钢合上档案，心中的疑惑更重了。按常理，一个非高干子弟的文工团骨干，在那个时间点，几乎不可能提前知晓即将爆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主动要求去野战部队“镀金”。事实上，当时很多消息灵通的高干家庭，是想方设法把子女从一线作战部队往后调，以规避风险。这个刘峰的反常调动，是组织安排？还是另有隐情？他在战场上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为何在如今大家都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座谈会上，他会流露出那种隐约的格格不入？
李成钢决定，在接下来的“个别谈话”环节，要把这个刘峰作为一个重点观察和了解的对象。他隐约觉得，这个年轻人平静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这对一个即将进入公安队伍的人来说，既可能是宝贵的特质，也可能需要特别的关注和引导。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李成钢看着刘峰随着人群默默离开的背影，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座谈会结束后，按照安排，下午开始进行个别谈话。李成钢和政治处的小张干事一起，在小会议室里准备。小张负责记录，李成钢主谈。
谈话顺序基本按照名单来。前面几个退伍军人，大多是战斗骨干或技术能手，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普遍情绪高昂，对公安工作充满向往，回答问题干脆利落，表达清晰。
“李主任！”一个黑黝黝、手掌粗糙的小伙子坐在李成钢对面，眼睛发亮，“我在部队是侦察兵，经常夜间潜伏、摸地形。我觉得这身本事在公安战线也能用得上！抓小偷、蹲守嫌疑人，我都行！”
李成钢笑着点头：“侦察兵的基本功确实有用。不过公安工作和部队作战有区别，更多是要懂法律、讲证据。这个需要学习。”
“我学！我肯定好好学！”小伙子拍着胸脯，“我在部队就是学习标兵！”
另一个略显腼腆的战士说话时不敢看李成钢的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李主任，我……我在汽车连开了五年车，从老解放到新东风都摸过。安全行车十万公里没出过事故。咱们局里要是有车需要人开，我……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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