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看见一排房子的屋顶上,像是站着许多人。那些人举高手臂在跳着。我站在远处看着,不知道站在屋顶上的人在跳什么?更听不到他们是否还在呼喊?天空没有云彩。也没有看见蓝天。很阴沉的样子。身旁也是一群人,但我茫然四顾,却没有发现一个我认识的人。我似乎是想找人询问,但人们都张大了嘴巴朝那边看,没有人理会我。甚至没有人拿眼睛看我。我奋力一跳,身子便晕晕乎乎地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地方。错愕地发现远处有人正举着什么东西在奔跑……
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只是,那时的人并没有站在屋顶上,而是躲在屋顶下的天花板上,用木棍将屋顶上盖着的泥瓦撑起。在里面朝外用皮弹弓发射着弹丸。屋外的远处是一道围墙,围墙外是一垄桑地。那桑地外才是一条大道,大道上站满了举着铁锄,铁钯的农民。农民们边挥动着手中的农具,边朝围墙内呼喊着什么。并没有人想尝试着去翻爬围墙,更没有人想举起农具将围墙扒掉。
屋顶上,将身子探出少许的人,似乎是想用皮弹弓射围墙外的人,但距离实在太远了,弹丸连围墙也射不到。我那时正站在小学东北侧的那个小角门外,身边还站着许多同学和几个老师。同学们似在叽叽喳喳地议论。老师们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他们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但是,他们明显地不想向他们的学生解释这一切。
那时的中学,似乎不再上课。小学的上课,老师也都是无精打采的模样。我们每天放学,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总会看到一些戴着袖章的人,拦住过往的行人,要求他们背诵着什么。我们是小学生,又大多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被拉住的幸运自然不会降临在我们的头上。但是,我们是一群很好的观众,能够起到助长声威的作用。戴袖章的人看到我们放学了,脸上的表情会更加严肃,像是正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
我那时对“伟大”一词总算有了一份最直接的理解：所谓的“伟大”,就是让一个行人,站在商铺前,手脚无措地“吭哧”上半天,背诵一段他压根儿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书。那个时期,红旗已插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大人们忙着排上队伍，手举小红旗走在街道上。一阵阵声响常常会冷不丁地暴起，声音响得惊天动地，让人心惊肉跳。但是,那气氛是浓烈的,连整个小镇的天空,也都浓烈得像是弥漫着陈年老酒,熏得人人东倒西歪,不分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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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煤气灶,更没有液化气。做饭炒菜,全得点燃灶膛里的那一把柴。常常饭菜刚做好,我们已经被熏成了一个大花脸。脸上被烟灰弄成了横一条竖一道的。几乎可以直接走上舞台去唱京戏了。父亲的制作煤油炉,可以算是一项最实实在在的革命了。只是这场最实实在在的革命刚开始时,父亲只能偷偷摸摸地一个人在家里埋头捣弄。待第一台炉子形成,燃出蓝色的火焰时,父亲脸上泛起的那一份满足和得意,确实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
父亲制作的第一台煤油炉,是圆形的。基本仿照了商店里有售的那一种。只是它燃起的火焰更蓝,火势更旺。这对于父亲这个既不会白铁制作,又缺少五金加工工具的人来说,委实是不容易的。我曾蹲在父亲的对面,看父亲在一块已被剪成长条形的铁皮上划线,又在每一个线条的交叉上凿洞。当整块铁皮被整齐的小孔填满之后,父亲又在长条铁皮的两侧,拗出咬合的折口,然后板弯铁皮,将两个正反的折口咬合,铆紧了。便做成了煤油炉的内胆。
做煤油炉的油箱,是最让父亲费心的。油箱注上油后,油不能有半点的泄漏,这对于一个正式的白铁工来说,也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技术活。何况,父亲对白铁加工工艺来说,纯粹是半路出家。而且,缺少白铁制作的专门工具。不得已,父亲只得找来一只旧的圆铁桶。看看大小正合适,便将旧桶的大部分上半截剪了。将毛边翻卷,以免扎手。算是解决了油箱的难题。
做成了第一台煤油炉后,让父亲的信心大增。也许是得了母亲的鼓励,父亲终于将煤油炉的制作当作了自己在业余时间里的一项名正言顺的工作。先后制作成了好些个圆型的,方型的煤油炉。炉管也从八根增加到了十根,又增加到了十二根。十二根的煤油炉,火力充沛,坐上铁锅后,锅底一片湛蓝。实在并不比现在的煤气炉逊色多少。母亲曾将父亲制作的煤油炉当作礼物送人。实在很有一些夸耀父亲的意思。父亲当然明白母亲的深意,脸上常常露出得意的笑容。
当外面的世界闹腾得眩眼夺目,让人晕头转向的时候,我们家倒是一派宁静和祥和。只是偶尔传出几声父亲敲打铁皮的“叮叮咚咚”声。多年之后,我作为知青下乡,简单的行李中,就有一台方方正正的父亲亲手制作的煤油炉。这为我在那个阶段的劳作之余,少受了许多烟熏火燎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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