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钢工人安置风波初步平息，秦墨来不及喘息，便将目光投向了另一块“硬骨头”——老城改造。相比国企改革清晰的产权边界，老城改造面对的是成千上万家庭的具体生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世故。他知道，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家一户的悲欢离合。
周六清晨，秦墨没带随行人员，只让秘书陈默开车，两人换上便装，再次深入老城区。这次，他没去指挥部设定的“样板片区”，而是拐进了一条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狭窄巷子——马蹄巷。
巷子窄得仅容一人通过，两侧是斑驳的砖墙，头顶是纵横交错的电线和老旧雨棚。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早餐摊点的油烟味。几个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端着搪瓷缸子，默默地看着这两个陌生的“闯入者”。
秦墨在一户低矮的平房前停下。门口，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费力地搓洗着盆里的衣服。秦墨蹲下身，用本地话温和地问：“阿婆，这么早洗衣服啊？家里自来水方便吗？”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打量了他一下，叹了口气：“方便啥呀，就一个公用水龙头，在巷子那头。这房子老了，一下雨就漏，墙皮哗哗往下掉。儿子媳妇带着孙子挤在里屋，我和老头子睡外面搭的棚子……政府说要改造，说了好多年喽……” 老太太絮絮叨叨，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认命般的疲惫。
这时，隔壁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穿着工装、面色黝黑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看样子是去上早班。他看到秦墨和陈默，愣了一下，警惕地问：“你们是干啥的？”
陈默刚要开口，秦墨用眼神制止了他，笑着对那男人说：“师傅，我们是市里下来看看老城区情况的。听说这边要改造，想听听大家伙儿真实的想法。”
男人上下打量秦墨，哼了一声：“看法？看法有啥用？当官的来了一拨又一拨，照片拍了不少，保证也下了不少，最后不都没影了？要么就是补偿款太低，根本买不起新房；要么就是说好的安置房离得太远，上班、孩子上学都不方便。我们老百姓要求不高，就想着能有个不漏雨、不停水、做饭不用倒痰盂的踏实窝儿。可这点要求，咋就这么难呢？”
他的话引起了旁边几位老人的共鸣，纷纷围拢过来。
“是啊，领导，不是我们不支持改造，是怕啊！怕拆了旧的，新的没着落。”
“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都熟了，拆散了，心里空落落的。”
“补偿标准能不能再提高点？或者安置房的位置好一点？”
秦墨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上几笔。他没有做任何承诺，只是说：“大家说的这些困难、这些担心，我都记下了。房子是家，是根，你们的顾虑我懂。市里这次下决心推动改造，一定会把大家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补偿标准会请专业的评估机构来核定，确保公平公正；安置房源也会多种选择，尽量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我们还会考虑建设一些过渡周转房，确保拆迁期间大家有地方住。”
他的语气诚恳，没有官腔，让街坊们的情绪缓和了不少。那个上班的男人语气也软了下来：“领导，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我们肯定支持。谁不想住好房子啊？”
离开马蹄巷，秦墨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对陈默说：“看到没有？老百姓是最实在的，他们不关心我们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只关心自家的墙还漏不漏雨，补偿款够不够买新房。我们的工作做没做到位，标准就这一条。”
周一上午，老城改造指挥部召开情况通报会。气氛比预想的要紧张。负责北片区的副指挥长、住建局副局长汇报时，眉头紧锁：“秦书记，王市长，北街三七巷片区，有三户居民坚决不签协议，开口就要比标准高出三倍的补偿，工作完全做不通。他们好像背后还有人指点，很难沟通。”
区长补充道：“还有几户是历史遗留的产权纠纷，兄弟姐妹好几家争一套小房子，谁都谈不拢，拆迁根本没法启动。”
王哲市长看向秦墨：“情况比较复杂，是不是请法院提前介入？或者，我们先绕开这几个难点，从其他片区启动？”
秦墨沉吟片刻，摇了摇头：“不能绕。难点就是试金石，这几个点攻不下来，整个改造工作的公信力就会打折扣。法院是最后的保障，但首先要靠我们自己做通工作。”
他放下笔，目光扫过与会人员：“我提个思路，咱们变一变打法。第一，成立几个由街道干部、老党员、社区律师、还有居民代表组成的‘百姓议事团’，一起上门做工作。自己人说话，有时比我们干部更管用。第二，补偿标准要更透明。把所有依据、计算方法、周边房价，做成明白纸，发到每家每户。第三，对那几户特别困难的，比如有残疾人、重病号的，民政、残联要联动，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帮扶，体现温度。第四，产权纠纷的，我们搭建平台，把几方请到一起，由专业律师和人民调解员主持，争取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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