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再续）
“极简审批”体系的齿轮在经历初期的艰涩磨合后，终于开始发出顺畅的嗡鸣。审批大厅里，以往排成长龙、人声鼎沸的景象逐渐被高效有序的窗口服务和密集作响的键盘敲击声所取代。“一窗受理、限时办结、超时默认”不再仅仅是墙上的标语，而是变成了经办人员手边的计时器和系统里跳动的倒计时。企业的感受最为直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间普遍缩短百分之四十以上，“清河速度”开始从标杆案例向常态化服务转变。
“创新雨林”的土壤也初见肥力。在“企业秘书”制的精准滴灌下，几家具有核心技术的初创企业获得了关键的政策支持和融资，研发进度加快；开发区“共性技术平台”完成招标，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更令人欣喜的是，以机械厂“大师工作室”为蓝本，一批由老师傅、技术骨干领衔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开始系统性地进行技术传承和创新攻关。
城郊的融合试点镇，首期改造的民宿集群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迎来了爆满，村民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分红，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镇里开始主动规划二期项目，并着手整合周边的生态农业和手工艺品资源，发展后劲初显。
这些点点滴滴的积极变化，如同涓涓细流，悄然汇聚，逐渐改变了清河发展的气质和肌理。干部队伍中，观望、犹豫的情绪在消退，主动担当、争先创优的氛围在形成。一种“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务实作风，开始成为主流。
然而，秦墨的眉头并未因此舒展。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越是形势向好，越要警惕“风起于青萍之末”。改革的深化，必然触及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其反弹或许不会像审计风暴那样猛烈直接，但可能更加隐秘、更加复杂。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农，在禾苗茁壮成长之时，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着叶片的颜色、土壤的墒情，提防着潜在的病虫害。
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显现的异常，是数据。
统计局报送的月度分析报告中，一项关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分项数据引起了他的注意。整体数据依然亮眼，但细分到行业和所有制类型，却出现了微妙分化：开发区的新建企业、经过改制的国企利润增长强劲，但部分未改制的传统国有企业和本地民营中小企业，利润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个别出现负增长。同时，开发区企业用电量、用工数增长迅猛，而主城区部分传统商圈的人流和消费数据却增长乏力。
“增长正在出现结构性分化。”秦墨在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了这个问题，“开发区和新动能板块高歌猛进，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传统板块和局部区域增长失速的风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如果不能更广泛地惠及，就可能积累新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反对改革者的话柄。”
他要求发改委、工信局、商务局立即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这些增长乏力的企业和区域，解剖麻雀，找出症结。“是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是内部经营机制落后？还是我们的政策阳光没有普照到？必须搞清楚。”
调研结果很快反馈回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传统国企历史包袱重，设备工艺落后，产品竞争力下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一些本土中小企业则面临融资难、用工贵、创新能力不足的共性困境，难以适应转型升级的要求；主城区部分商圈则受线上消费冲击和停车难等问题制约，活力下降。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股“暗流”也开始涌动。网络上，关于“清河只顾开发区，不管老城区”、“改革肥了少数人，瘦了大多数”、“新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本地老企业被遗忘”等论调开始零星出现。虽然尚未形成大规模舆情，但指向性明确，试图将“改革”与“公平”对立起来，煽动不满情绪。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几次非正式场合，有少数部门负责人和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开始以“关心大局”的口吻，委婉地向秦墨提出“建议”：“秦市长，开发区发展这么快，是不是也适当关照一下老城区的企业？毕竟稳定压倒一切啊。”“改革力度大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平衡，避免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这些声音，看似出于公心，维护稳定，实则包藏着试图让改革放缓脚步、甚至回到“撒胡椒面”式平均主义老路的意图。
秦墨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必然遇到的“存量利益”的抵抗和“路径依赖”的惯性。对手不再公开质疑改革方向，而是巧妙地将自己包装成“公平”和“稳定”的维护者，试图利用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来否定改革本身。
“这是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秦墨在一次小范围的核心团队会议上冷静分析，“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改革，就攻击改革带来的‘不平衡’，想用‘公平’来绑架‘效率’，用‘稳定’来要挟‘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但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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