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安殿内，李自成在苏俊朗的据理力争与牛金星的激烈反对之间，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摇摆。
最终，对瘟疫本身的恐惧，以及对彻底失去洛阳这座王业基石的担忧，暂时压过了对“仁德”虚名和潜在动荡的顾虑。
他带着几分不情愿和巨大的不安，给予了苏俊朗一个极其含糊、却又带着默许意味的回应：
“…罢了！
苏军师，你所言…也有些道理。
此事…便由你…会同牛先生，酌情…试行！
务必谨慎，莫要再激起大变！”
这含糊其辞的“口谕”，既无正式诏令，也无明确授权，更像是一种在巨大压力下的无奈推诿。
然而，对于心急如焚的苏俊朗而言，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他顾不上计较权力的模糊和牛金星的敌意，立刻躬身领命，转身便冲出了银安殿，如同一支离弦之箭，奔向那已然化作人间地狱的洛阳城。
然而，理想中“铁腕防疫”的蓝图，一旦触碰冰冷而残酷的现实，立刻显露出其脆弱与不堪。
苏俊朗那套基于理性与后世经验的方案，在17世纪中叶这座被恐惧、愚昧、贫困和粗暴权力结构撕裂的城市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排山倒海般的阻力。
防疫工作，从推行的第一刻起，便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泥沼。
最先爆发的是民众层面巨大的恐慌与抵触。
当士兵们（许多人也心怀恐惧）扛着木料、推着砖石，开始按照苏俊朗粗略划定的区域，试图设立隔离栅栏时，被划入“疫区”的流民营和贫民区的百姓，瞬间炸开了锅。
对于这些本就生活在绝望边缘的人们而言，“隔离”二字，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
他们看到的不是防疫的必要措施，而是被官府无情抛弃、任其自生自灭的绝望信号。
“不能关我们！
放我们出去！”
“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冲出去！”
“闯王不救我们，还要困死我们吗？！”
大规模的逃离潮，以更加猛烈的态势爆发了。
男女老幼，如同陷入绝境的野兽，哭喊着、咒骂着，不顾一切地冲击着尚未完全合拢的封锁线。
他们用身体冲撞，用石头投掷，甚至抢夺士兵的武器。
守卫的士兵本就士气低落，面对如此疯狂的人潮，防线屡屡被冲开缺口。
无数携带病毒（可能处于潜伏期或轻症）的百姓，如同决堤的洪水，涌入他们想象中的“安全区”，将死亡的种子更广泛、更快速地播撒到了全城每一个角落。
封锁，非但未能阻隔疫情，反而成了加速扩散的催化剂。
而强制焚烧尸体的命令，更是触动了人类最深层的情感禁忌，引发了最激烈的反抗。
当收尸队（多是强征来的囚犯或被重赏诱惑的兵痞）手持刀枪、推着板车，闯入坊市，甚至掘开新坟，要将死去的亲人拖去焚烧时，遭遇的是死者家属拼死的抵抗。
“畜生！
放开我爹！”
“入土为安啊！
你们这些天杀的！
要遭天打雷劈！”
“我跟你们拼了！”
凄厉的哭嚎声、绝望的咒骂声、兵刃碰撞声、厮打声…在洛阳城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
老妇人抱着儿子的尸身不肯松手，年轻男子拿起菜刀与收尸队对峙，整个城市仿佛陷入了另一场血腥的内乱。
士兵们往往在冲突中失去耐心，动用暴力镇压，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闯军刨坟焚尸”的恐怖恶名，如同瘟疫本身一样迅速传开，将最后一点残存的民心，碾得粉碎。
苏俊朗深知焚烧的必要性，却无力阻止这惨烈的人道悲剧，只能眼睁睁看着防疫措施在执行中彻底扭曲、变异，成为新的暴行。
军队系统内部，同样充斥着消极与抵触。
执行封锁和收尸任务的，大多是底层士兵。
他们同样害怕瘟疫，对进入疫区、接触尸体充满恐惧和抗拒。
军饷和赏银在飞涨的物价和死亡威胁面前，早已失去激励作用。
怨气在军中迅速积累、蔓延。
“凭什么让咱们去送死？”
“当官的躲在后面，让咱们去收尸？”
“这仗没法打了！
不如跑了算了！”
军纪，濒临彻底崩溃。
士兵们出工不出力，阳奉阴违，遇到抵抗便轻易后退，甚至暗中纵容百姓逃离。
许多军官自身也惶恐不安，对上面下达的“荒唐”命令心存疑虑，执行起来大打折扣，甚至暗中抵触。
牛金星一系的文官，则趁机煽风点火，将执行不力的责任归咎于苏俊朗的“苛政”，进一步瓦解着本就脆弱的执行力。
苏俊朗和李秀宁，如同救火队员，在混乱的漩涡中四处奔走。
苏俊朗强压着内心的焦灼与无力，试图向带队军官解释隔离和消毒的原理，强调这是为了保全更多人；
李秀宁则带着所剩无几的医护人员，一边救治源源不断的病患，一边向惊恐的百姓和士兵示范如何制作和使用简易口罩，讲解焚烧尸体的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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