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传到了宋仁宗耳朵里，仁宗心里嘀咕：
“可给你能耐坏了，搁这儿装呢？”
之后他又考了三次，全没中。
(?_?|||)”
七玥：“宋仁宗执政期间，大宋人才那么多，肯定卷的很。”
～～～
“其实第四次考试他本来上榜了，可仁宗看名单时一眼瞅见“柳三变”，提笔就划了，还批注：
“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潜台词就是：“跟功名说拜拜吧，大宋官场不欢迎你。”
不知道当时柳永心里慌没慌，反正他转头就改了个“个性签名”———
“奉旨填词柳三变”，连皇帝的热度都敢蹭，这营销头脑也是没谁了。
(?ò?ó)
四次高考落榜，柳永又尴尬又生气，1024年闷闷不乐地离开汴京。
跟情人告别时，他写下了传唱千古的《雨霖铃·寒蝉凄切》：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词写得情真意切，要是不知道他还有虫娘、酥娘、香香等一堆红颜知己，差点就信了他是痴情种呢。
(????)
离开汴京后，柳永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天天泡在各大风月场所。
但他跟一般的风流客不一样———
别人去得花钱，他去还能挣钱。
为啥？
因为他是“金牌写手”啊！
每次写的新词都能霸榜当时的“流行歌单”，歌姬们抢着求他写词，还主动给钱。
没正经工作的柳永，就靠这些红颜知己给的“生活费”过活。
(?ω?)
当时的文人圈大多瞧不上他，嫌他的词“俗”，说他“不入流”。
实话实说，他写的一些词，比如《凤栖梧·蜀锦地衣丝步障》，确实带点风月气，不太适合“祖国的花朵”看，于是作品被打上“三俗”标签，他本人也成了“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词人。
但柳永不在乎———人民群众喜欢就行啊，管它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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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粉丝遍布天下，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更难得的是，他对沦落风尘的女子始终抱着平等尊重的心态，所以成了很多歌姬的“男闺蜜”，红颜知己一大堆。
1029年，柳永返回汴京，京城依旧繁华，可当年的朋友早已零落，物是人非让他挺伤感。
不久后他离开京都，去了西北。
1034年，50岁的柳永终于迎来转折点。
这年仁宗亲政，特地放宽录取标准，照顾那些考了多年的“老考生”。
柳永这次机灵了，把名字改成“柳永”———
毕竟“柳永”不在仁宗的“黑名单”里。
靠着这手“改名换姓”，他总算考上了进士，当时别提多开心了。
1037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
成了有编制的正经公务员后，他不再沉迷烟花柳巷，而是勤勤恳恳工作，不摸鱼、不摆烂，深得当地百姓好评。
1039年，他在浙江定海晓峰盐场任职时，写了篇《煮海歌》，揭露官商勾结、压榨盐民的乱象，字里行间颇有他偶像杜甫的“诗史”风范。
这段时间，他亲民爱民、办实事，成了百姓眼里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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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10年，柳永在各地做小官，虽然每处都政绩不错，却始终没升职，最大的官是屯田员外郎（从六品），所以世人又称他“柳屯田”。
1053年，柳永走完了热闹又孤独的一生，享年69岁。
相传他离世时一贫如洗，全汴京的歌姬自发凑钱为他办了葬礼，这说法虽浪漫，却不太靠谱。
实际上，他死后20年都没人安葬，后来还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出资，才让他入土为安。
这位曾名噪一时的才子，最终竟如此凄凉。
正史上没他的记载，可见当时文人士大夫多瞧不上他，我们只能从野史、地方志和戏文里，拼凑他那风流又浮沉的一生。
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挺分裂：
苏轼夸他的词“不减唐人高处”，李清照却批评他“词语尘下”，格调不高。
有人爱他的深情，有人嫌他的俗艳，但这些都定义不了他。
那个写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风流才子，真的不在乎世人看法吗？
(/(°∞°)\)
半生沉醉风月里，身后孤坟无人问。
提起柳永，你最先想到的是哪句词呢？”
七玥：“啊，柳永的词好像还蛮多的呢～”
柳永作为北宋词坛的“现象级”人物，其词风与人生选择极具争议，历代文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既有人推崇其词的通俗传播力，也有人诟病其“俗”与“艳”。
比如苏轼就肯定了其词的独特成就，暗含对“俗”的微调(*′I`*)
苏轼是北宋词坛“雅化”的代表，但他对柳永并非全盘否定。
据《吹剑续录》记载，苏轼曾问幕士：“吾词比柳词何如？”
幕士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这一对话虽凸显苏、柳词风的差异（柳永“婉约柔媚” vs 苏轼“豪放雄浑”），但苏轼并未否定柳永，反而默认了其词在特定领域的经典性。
他还曾化用柳永词句（如“霜风渐紧寒侵被”化自柳永《倾杯》），可见对其艺术技巧的认可。
咱们的易安居士李清照却严斥其“俗”，强调格调之低～(*′I`*)
（当然了，“清照拽姐”平等地看不起所有人～?(???)?）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柳永评价尖锐：“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她肯定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即创制慢词、革新词调）的贡献，但明确批评其词“尘下”（通俗鄙俗），认为其语言过于俚俗，缺乏文人词应有的高雅格调，体现了南宋文人对“词须雅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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