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踩着没膝的雪踏进锈岭镇时,睫毛上的冰碴子都冻成了小棱锥。九十年代末的东北深山,手机信号比断线的风筝还虚无,从县城坐了三个钟头的蹦蹦车,再徒步走五公里,锈岭小学的轮廓才在风雪里露出来——土坯墙被岁月啃得坑洼,房檐下挂着的冰溜子能当矛使,操场边的老榆树歪着脖子,枝桠上积的雪像披了件破棉袄。
“新来的张老师?”校门口蹲着个裹着老羊皮袄的老头,脸上的皱纹比树皮还深,是校长老周。他手里攥着个豁口的搪瓷缸,哈气在胡子上结了层白霜,“快进屋,炕烧得热乎,再冻会儿耳朵都得掉。”
学校就五间房,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最东头是教职工宿舍。老周说全校一共十二个学生,分三个年级,都挤在中间那间大教室上课,西头那间早就空了,门都用铁丝拧着,“里头堆着旧桌椅,霉味大,别进去瞎转悠。”说这话时,老周的眼神飘向窗外的深山,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
张建军是城里师范毕业的,来这儿纯属偶然——县教育局的老领导握着他的手说“山里娃盼老师”,他脑子一热就报了名。刚来头几天还算太平,学生们虽腼腆但机灵,放学就帮他拾柴挑水,山民们也热情,今天这个送碗酸菜,明天那个给个冻梨,唯有西头的空教室,总让他心里发毛。
留晚课是从十一月下旬开始的。山里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就跟泼了墨似的,几个住得远的学生怕赶不上回家的路,张建军就把晚课设在自己宿舍隔壁的小教室,盯着他们写完作业再送出门。第一回听见动静,是个周三的晚上。
那天他正给五年级的赵铁柱讲算术题,风卷着雪粒子砸在窗玻璃上,噼啪声里,总混着点别的动静——像是谁在用粉笔头蹭黑板,沙沙,沙沙,节奏匀得古怪。“你们听见没?”张建军停下笔,赵铁柱几个都摇摇头,小脸上满是茫然:“就风声呗张老师,这山里的风,能学狼叫能学娃哭。”
他当时也觉得是自己多心。空教室就在隔壁,隔了道薄薄的土墙,许是风灌进破窗户,刮着里面的旧黑板发出的声响。可等学生们走了,他锁门时特意绕到西头,铁丝拧得死死的,门上的铁锁都锈成了暗红色,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
怪事是连着来的。第二天晚上,那“沙沙”声又响了,比前一晚更清晰,像是就在墙根底下。张建军壮着胆子拿了个手电筒,顺着声音找过去,走到空教室门口时,声音突然停了。风雪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脚步声还大,伸手推了推门板,纹丝不动,可就在指尖碰到冰凉的木头时,里面又传来一声轻响——像是粉笔头掉在地上的声音。
“谁在里头?”他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里面没回应,只有风穿过窗棂的呜咽声。老周披着棉袄跑过来,手里还攥着根烧火棍:“咋了张老师?大半夜的咋咋呼呼。”“里面有动静。”张建军指着门,老周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拉着他往宿舍走:“别瞎想,这老房子年久失修,风刮得响正常,快回去睡,炕要凉了。”
那一夜张建军没睡踏实。他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总觉得那“沙沙”声在耳边绕,迷迷糊糊间做了个梦,梦见一群穿着蓝布棉袄的孩子,背对着他坐在空教室里,手里都攥着短粗的粉笔,在黑板上不停地写着什么,粉笔灰落了一地。
真正撞破真相,是周五的傍晚。那天放学时突降暴雪,赵铁柱几个没法回家,张建军就让他们在宿舍里烤火,自己去办公室拿作业本。路过空教室时,那“沙沙”声又响了,这次格外真切,甚至能听出书写的节奏——先是横,再是竖,一笔一划的,带着孩子特有的认真。
他这回没喊,也没走。风雪太大,把老周的鼾声都盖了,整个学校静得只剩那写字声。张建军盯着那扇门,突然发现门闩上的铁丝不知何时松了,露出一道小小的缝。他屏住呼吸,慢慢推开门缝,举起了手里的手电筒。
光束扫过教室的瞬间,他浑身的血都凉了。
空教室的窗户早破了,用塑料布糊着,被风吹得哗哗响。月光混着手电筒的光,照亮了屋里的一切——满地都是旧桌椅,积着厚厚的灰尘,可最显眼的是靠北墙的那块黑板,上面用白色粉笔写满了名字,字迹工整得像描过一样,一笔一划都透着股执拗。
更诡异的是地上。那些掉落的粉笔灰根本不是散乱的,而是在黑板前堆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坟包,轮廓圆鼓鼓的,边缘齐整,像有人用手细细堆过,每个“坟包”前都用粉笔写着一个小小的名字,正好和黑板上的对应上。
张建军的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光束晃了一下,照在黑板最下方的日期上——1962年12月17日。就在这时,黑板中央的粉笔灰突然动了,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握着粉笔,又添上了一个名字,沙沙声就在他耳边响起,近得能感觉到粉笔灰落在脸上的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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