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踩着没膝的雪踏进锈岭镇时，睫毛上的冰碴子都冻成了小棱锥。九十年代末的东北深山，手机信号比断线的风筝还虚无，从县城坐了三个钟头的蹦蹦车，再徒步走五公里，锈岭小学的轮廓才在风雪里露出来——土坯墙被岁月啃得坑洼，房檐下挂着的冰溜子能当矛使，操场边的老榆树歪着脖子，枝桠上积的雪像披了件破棉袄。
“新来的张老师？”校门口蹲着个裹着老羊皮袄的老头，脸上的皱纹比树皮还深，是校长老周。他手里攥着个豁口的搪瓷缸，哈气在胡子上结了层白霜，“快进屋，炕烧得热乎，再冻会儿耳朵都得掉。”
学校就五间房，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最东头是教职工宿舍。老周说全校一共十二个学生，分三个年级，都挤在中间那间大教室上课，西头那间早就空了，门都用铁丝拧着，“里头堆着旧桌椅，霉味大，别进去瞎转悠。”说这话时，老周的眼神飘向窗外的深山，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
张建军是城里师范毕业的，来这儿纯属偶然——县教育局的老领导握着他的手说“山里娃盼老师”，他脑子一热就报了名。刚来头几天还算太平，学生们虽腼腆但机灵，放学就帮他拾柴挑水，山民们也热情，今天这个送碗酸菜，明天那个给个冻梨，唯有西头的空教室，总让他心里发毛。
留晚课是从十一月下旬开始的。山里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就跟泼了墨似的，几个住得远的学生怕赶不上回家的路，张建军就把晚课设在自己宿舍隔壁的小教室，盯着他们写完作业再送出门。第一回听见动静，是个周三的晚上。
那天他正给五年级的赵铁柱讲算术题，风卷着雪粒子砸在窗玻璃上，噼啪声里，总混着点别的动静——像是谁在用粉笔头蹭黑板，沙沙，沙沙，节奏匀得古怪。“你们听见没？”张建军停下笔，赵铁柱几个都摇摇头，小脸上满是茫然：“就风声呗张老师，这山里的风，能学狼叫能学娃哭。”
他当时也觉得是自己多心。空教室就在隔壁，隔了道薄薄的土墙，许是风灌进破窗户，刮着里面的旧黑板发出的声响。可等学生们走了，他锁门时特意绕到西头，铁丝拧得死死的，门上的铁锁都锈成了暗红色，不像有人动过的样子。
怪事是连着来的。第二天晚上，那“沙沙”声又响了，比前一晚更清晰，像是就在墙根底下。张建军壮着胆子拿了个手电筒，顺着声音找过去，走到空教室门口时，声音突然停了。风雪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脚步声还大，伸手推了推门板，纹丝不动，可就在指尖碰到冰凉的木头时，里面又传来一声轻响——像是粉笔头掉在地上的声音。
“谁在里头？”他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里面没回应，只有风穿过窗棂的呜咽声。老周披着棉袄跑过来，手里还攥着根烧火棍：“咋了张老师？大半夜的咋咋呼呼。”“里面有动静。”张建军指着门，老周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拉着他往宿舍走：“别瞎想，这老房子年久失修，风刮得响正常，快回去睡，炕要凉了。”
那一夜张建军没睡踏实。他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总觉得那“沙沙”声在耳边绕，迷迷糊糊间做了个梦，梦见一群穿着蓝布棉袄的孩子，背对着他坐在空教室里，手里都攥着短粗的粉笔，在黑板上不停地写着什么，粉笔灰落了一地。
真正撞破真相，是周五的傍晚。那天放学时突降暴雪，赵铁柱几个没法回家，张建军就让他们在宿舍里烤火，自己去办公室拿作业本。路过空教室时，那“沙沙”声又响了，这次格外真切，甚至能听出书写的节奏——先是横，再是竖，一笔一划的，带着孩子特有的认真。
他这回没喊，也没走。风雪太大，把老周的鼾声都盖了，整个学校静得只剩那写字声。张建军盯着那扇门，突然发现门闩上的铁丝不知何时松了，露出一道小小的缝。他屏住呼吸，慢慢推开门缝，举起了手里的手电筒。
光束扫过教室的瞬间，他浑身的血都凉了。
空教室的窗户早破了，用塑料布糊着，被风吹得哗哗响。月光混着手电筒的光，照亮了屋里的一切——满地都是旧桌椅，积着厚厚的灰尘，可最显眼的是靠北墙的那块黑板，上面用白色粉笔写满了名字，字迹工整得像描过一样，一笔一划都透着股执拗。
更诡异的是地上。那些掉落的粉笔灰根本不是散乱的，而是在黑板前堆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坟包，轮廓圆鼓鼓的，边缘齐整，像有人用手细细堆过，每个“坟包”前都用粉笔写着一个小小的名字，正好和黑板上的对应上。
张建军的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光束晃了一下，照在黑板最下方的日期上——1962年12月17日。就在这时，黑板中央的粉笔灰突然动了，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握着粉笔，又添上了一个名字，沙沙声就在他耳边响起，近得能感觉到粉笔灰落在脸上的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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