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郑一官是个极为谨慎多疑之人，若贸然抛出优厚条件，他必定会怀疑我心怀叵测，甚至怀疑我要取他性命。
毕竟，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他正是因对清廷意图的误判而丢了性命。
他原以为清廷找他不过是为了钱财，想着给钱便能保平安，万万没想到清廷行事毫无常理可言，最终钱也拿了，他的命也没保住，他那千万身家，反倒让清廷上下狠狠发了一笔横财。
但我与清廷截然不同，我提出的计划，让郑一官看到了其中的巨大潜力与机遇，他觉得这事大有可为。
当我提及云南沐家时，郑一官的眼中闪过一丝别样的神采。
在他人眼中，云南偏远落后，困难重重，可对于他们这些达官贵人来说，云南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便是安稳。
自大明开国以来，多少文武贵戚在权力的旋涡中身败名裂，惨遭屠戮，可云南沐王府却始终屹立不倒，太平无事。
这份长久延续的富贵，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在郑一官心中，这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而最让郑一官心动不已的，是我在言谈话语间对开海表现出的迫切渴望。
这一信号，让他坚信郑家日后依然能够在海上贸易的舞台上大展拳脚，继续延续家族的辉煌与荣耀。
在郑一官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得以着手对南方士绅展开清洗行动。
自大明开国之初，南方就仿佛是一片罪恶滋生的土地，不服王化的现象极为严重。
要不然，洪武太祖那句“杀尽江南百万兵”岂会是随口一说？
究其根源，在元朝统治时期，江南士绅被包税制惯坏了，他们在地方上肆意妄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拿朱元璋的悲惨身世来说，他家就是在一天之内，亲人接连死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这背后与江南士绅的恶行脱不了干系。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制定明法律令，规定商业三十税一。
可即便如此，江南士绅却坚决不答应。
为何？
他们觉得这税率太高了。
在元朝时，他们收税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只需给朝廷缴纳固定的一笔，剩下的便全进了自己的腰包。
可到了朱元璋这里，税钱被固定死了，他们便觉得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肆意盘剥百姓，向下敛财了。
所以，一直以来，江南士绅与朝廷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隔阂，并不齐心。
大明开国第一考试，几乎让南方人全部中举。
即便后来分了南北榜，南方士子依然在科举中抢到了大量的名额，获取了众多的权利。这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大明一直处于缺钱的困境？
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最终停止了？
为什么朝廷的政策在江南地区总是屡屡受阻，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
还有那倭寇的问题，背后其实也是江南士绅在暗中捣鬼。
可最终，江南士绅惹出的这些祸事，所有的锅却都让大明朝廷给背了。
所以，自我掌权之后，便早已下定决心，要对江南进行第二次大清洗。
太祖当年杀江南百万，我觉得远远不够，我要杀三百万。
我深知这样的举措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如今南方的问题已然积重难返，如同急症，必须要用猛药才能医治。
我不管外界如何议论，就是要强行推行我的政策。
我要在江南地区开展课地、查账工作，对地方上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
但凡在地方上有圈地、夺田、私设公堂、施行沉塘陋习，甚至偷税漏税等行为的，一律没收他们的全部家财。
若是有与倭寇勾结通敌的，诛灭九族。
有违抗朝廷命令、违法乱纪的，诛灭三族。
有圈地抢夺他人田地的，诛灭全族。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江南展开一场大杀特杀，绝不手软。
我还要创立“民风杀之罪”。
每到一个地方，就揪出当地名声恶劣的家族，让锦衣卫对其进行审讯拷问，一旦罪证确凿，立即斩首示众。
甚至，在各省、各府、各县，乃至于每一个村庄，都要展开全面严查。
负责查案的人员，可以获得涉案钱财的十分之一作为分润，我就不信这样一来，他们还不尽心竭力地去办事。
为了防止有人趁机作乱，我一口气调派了四个营的兵力南下。
这四个国防军营兵，再加上地方兵，还有郑家的大力支持，我就不信在这大明的南方，还能有人翻出天去。
我踏入那雕梁画栋的布政司衙门时，檐角铜铃正被穿堂风刮得叮当作响。
案头堆着尺许高的账册，朱砂批注的数字在烛火下泛着血光——短短三月，江南税赋激增三倍，这串惊心动魄的数字，像一把利刃，直直插入了江南缙绅大族的心脏。
消息如野火般在朝堂蔓延，每日早朝，总有几个白发老臣伏地痛哭，涕泗横飞地控诉我苛政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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