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苏正轻轻关上了门。
门板隔绝了走廊里若有若无的窥探和议论，也隔绝了午后渐盛的暑气。房间里很安静，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他没有开灯，任由阳光从宽大的窗户洒进来，将室内的一切都切割成明暗两半。
他站在房间中央，一半身体沐浴在光里，一半身体隐在阴影中。桌上的蓝色文件夹，正好摆在光与影的交界线上，像一道横亘在前的难题。
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走到了窗边，俯瞰着楼下的县委大院。几棵上了年岁的梧桐树撑开巨大的华盖，蝉鸣声从树冠深处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给这宁静的午后平添了几分焦躁。
张主任那张写满疲惫和屈辱的脸，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句“我们搞得跟孙子一样”，那通红的眼圈，还有烟灰缸里堆积如山的烟蒂，都比文件夹里冰冷的文字要鲜活得多。
这已经不是一份报告了。这是一个基层干部的血泪控诉，是几百户翘首以盼的拆迁户的无声呐喊。
而李建国，那位县委办的“大总管”，将这块烙铁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桌上，姿态优雅，言语温和，却又带着不容错辨的审视。
“就当是看故事书……”
苏正的嘴角牵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他知道，这故事书的第一页，写着“下马威”三个字。
他回到办公桌前，拉开椅子坐下。椅子是新的，坐上去还有些硬，不如督查室那把被他坐出弧度的旧椅子舒服。他拿起那本蓝色文件夹，再次翻开。
这一次，他看得更慢，更仔细。
他看的不再是那些漫天要价的诉求，而是诉求背后的人。
刘老三，四十八岁，小学文化，外号“三麻子”。九十年代因聚众斗殴入狱三年，出狱后在县城东关市场一带活动。报告里只用了“活动”这个词，语焉不详。但苏正知道，这种“活动”通常意味着什么。他名下有三处待拆迁的房产，总面积不足一百平米，但都是从邻居手里低价买来的。购买时间，恰好在旧城改造项目公示的前一个月。
王寡妇，五十二岁，无业。丈夫早年因工伤去世。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龙，小儿子王虎，常年在外。报告里对这两个儿子的描述是“社会关系复杂”。
……
每一户的资料都只有薄薄的两三页，大部分是拆迁办干部的谈话记录，充满了拉扯与对抗。而关于他们背景的关键信息，却都用了一些模糊而官方的词汇：“活动”、“社会关系复杂”、“有一定影响力”。
这些词就像一层窗户纸，看似透明，却巧妙地挡住了所有实质性的内容。而那句“与市级部分势力存在关联”的批注，更是直接给这层窗户纸上了锁。
苏正的手指在“市级”两个字上轻轻点了点。
他没有急着去找谁打听，也没有冲动地要去调阅什么机密档案。他很清楚，以他现在的身份，任何一个轻举妄动，都会立刻传到李建国的耳朵里，甚至更高层的地方。他就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每一个动作都被人看在眼里。
他需要用一种最常规、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去揭开这层窗户纸。
他沉思片刻，拿起了桌上那部崭新的黑色电话。电话线连着县委的内线系统。他翻开桌上的一本内部通讯录，找到了县工商局档案科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一个有些慵懒的女声响起：“喂，工商局档案科。”
“你好，我是县委办公室的苏正。”苏正的声音很平静。
电话那头的声音瞬间变了，慵懒一扫而空，透着一股机灵和热情：“哦！是苏副主任啊！您好您好！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看来他的任命，已经在各个部门之间传开了。
“指示谈不上。”苏正的语气很随和，“是这样，办公室这边准备写一份关于我县民营经济发展的回顾性报告，需要查阅一些历史资料。麻烦你帮我调取一下，从九五年到去年，所有在东城区注册的，经营范围涉及‘建筑材料’、‘土石方工程’和‘物流运输’这三类公司的全部工商登记资料，包括法人信息、股东构成和历年变更记录。”
“好的好的！没问题！”对方答应得非常爽快，“回顾性报告，这个重要！苏副主任，您是需要电子版还是纸质版？我马上安排人给您整理，下午就送到您办公室去！”
“纸质版吧，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为领导服务！”
挂了电话，苏正没有停歇，又拨通了县税务局的电话。
“你好，我是县委办的苏正……对，我需要一份材料，关于我县近五年来，个人所得税纳税额前一百名的名单，以及企业所得税纳税额前五十名的企业名单，用于县里对优秀纳税人的表彰工作参考……”
接着是县公安局户籍科。
“你好，我是县委办苏正……嗯，为了更新县里的重点人员联络名录，需要你们协助核对几个人的户籍信息，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关系……对，名单我稍后让小林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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