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租借法案》之下，美国人对同盟国的援助是一直没停的。比如向常凯申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并帮助训练和装备了数十个师的国军。
但后来动用大量运输机和舰船，帮助他将远在西南大后方的精锐部队迅速运往华北、华东等沦陷区，以抢占战略要地并准备接收日军投降。甚至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青岛等地登陆，协助国军控制关键交通线和港口。这些就有点不对味儿了。
杜鲁门不知道常凯申政府腐败吗？他当然知道，但他希望的是充当和平大使，让一方解除武装。
1945年底，杜鲁门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试图促成联合政府，避免内战，但调停最终失败。1946年5月，常凯申政府还都金陵。六月份，得到杜鲁门大量剩余军事物资后，自觉万事俱备的常凯申放话，说是几个月就能解决问题。这狠话放的，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949年，常凯申败退台湾。
而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时任军统广东骨干的葛肇煌带队捣毁了由日本特务机关支持、汉奸发起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
随后，他将其改组并易名为洪门忠义会，又称洪发山忠义堂，自封为会长并自称洪门护法，受军统指挥。
1948年末，内战战局逆转，江南、华东富商、工商业主、地主、国府基层官员、军警携带资金、机器、家眷逃难；不少上海工厂老板把设备拆运到香港重开厂房；大批军统、国军基层人员避祸港岛。
1949年下半年，北平、南京、上海、广州相继解放，大批底层百姓、溃散国军、旧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从粤港边界偷渡、走海路进入香港。香港人口从日占结束的六十万，暴增至二百二十万。
但这些人底层难民居多，身无分文，在九龙、新界搭建木屋寮屋，卫生恶劣、失业泛滥；港英又不愿出钱、出粮大规模安置，只象征性搭少量临时收容点，放任流民自建木屋寮屋。溃散军人混杂街头，枪械、黑市、帮派抢地盘冲突激增；难民聚集区瘟疫横行。
在1949年两广解放前夕，葛肇煌率部经澳门逃往香港。为了掩人耳目，他将帮会改名14K，并重新开山堂收纳门人。由于14K的核心班底大多是训练有素、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国民党残兵，武力极其强悍，他们迅速在香港的难民区扎根，并四处插旗抢夺地盘。然后尴尬的事情出现了，本地帮会打不过这些狠辣的精兵悍将。
阿昌的烧腊店开在结志街中段，门脸不大，橱窗里的玻璃被擦过一遍，但擦得不算太干净，边缘还留着干了的油渍。铁钩上挂着几只烧鹅和叉烧，鹅皮烤得枣红，油亮亮的，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焦糖色的光泽。炉灶的火还没全熄，烟囱里飘出薄薄的白烟，在巷口的穿堂风里散了，混进街头卖菜摊子的尘土味和远处飘来的海水腥气里。
李祖推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短促的，又合上了。他挑了一张靠里的桌子坐下，凳子腿磕在花砖地上，磕出一声轻响，桌面上铺着一层旧油纸，边角被筷子压着，中间还印着上一桌客人留下的酱油渍，褐色的，干了，像一小片晒干的海苔。
阿昌！半只烧鹅，一碗叉烧饭！他的声音穿过店里，传到柜台后面。
阿昌从砧板后面抬起头，咧开嘴笑了一下，缺了的那颗牙在灯光里格外显眼。他手里那把斩了二十年烧鹅的刀还没放下，刀刃上沾着一层薄油，刀面锃亮，能照出人影。他答应了一声，转手从铁钩上取下半只烧鹅，刀落下去，砧板笃笃笃笃地响，皮肉分离的声音干脆利落，像是某种不需要听第二遍就知道是好活的节奏。
不一会儿，阿昌端着餐盘出来。半只烧鹅斩得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皮朝上，油光光的，旁边的叉烧饭冒着热气，米饭上铺着一层切好的叉烧，酱汁顺着肉片的边缘渗进米饭里，把米粒染成浅褐色。阿昌把餐盘搁在桌上，用围裙擦了擦手，没有立刻走，而是站在桌边，像是有什么话想说。
李祖夹了一块烧鹅，送进嘴里，嚼了两下，酥皮碎裂的声音和肉汁在舌尖漫开的声音混在一起，他眯了一下眼，咽了，然后问：哎？阿娟呢？
阿昌憨憨一笑，手指在围裙边沿上搓了两下：她表妹阿凤来了，她带阿凤去逛街买衣服了。他的语气很随意，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嘴角的弧度比平时大了一点，眉眼间也透着几分藏不住的松弛——阿娟是他在香港为数不多的亲人之一，表妹从内地辗转来港投奔，他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说了几句话，他就转身回柜台后面去了，背影在门口的逆光里变成一个剪影，围裙带子在身后系了个结，比平时多绕了一圈，像是怕松了。
李祖有些诧异，筷子悬在半空中：外面那么多流民，她们还敢去逛街啊？他把筷子搁在碗沿上，看向阿昌，语气里带着一丝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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