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越南，那可是法国的“殖民地专属区”，空气里都飘着股让人不舒服的压迫感。街头随处可见穿白制服的法国殖民者横着走，本地老百姓只能缩着脖子赶路，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委屈和火气。好在前一年，1907年3月，梁文玕、陶元普这帮有救国心的文化人，在河内开了所免费的新式学校，叫“东京义塾”。这学校不只是教新知识，核心是想把麻木的民众喊醒，传播反殖民、求独立的新思想，就像黑夜里点了把小篝火。可这火苗刚冒头，就戳中了法国殖民当局的痛点——他们怕极了学校里的爱国宣传，生怕老百姓醒了就不好拿捏，当年11月就干脆利落地查封了。这场只撑了九个月的启蒙运动，就这么被掐灭了，好在还有一群不甘心的进步青年，在暗地里偷偷攒力气。
但压迫这玩意儿，越压越容易炸锅。1908年初的越南，早就藏不住革命的小火苗了：中圻各地的老百姓实在扛不住苛捐杂税，纷纷抄起家伙反抗，跟殖民军警打得有来有回；河城投毒事件更是把殖民当局吓了一跳，虽然最后被残酷镇压了，但也算是给殖民者提了个醒——反抗的人到处都是；还有东游运动，一批又一批越南青年揣着救国梦往日本跑，就想学好本事回来叫醒更多人。反抗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在越南织成了一张反殖民的大网。
这里说的西贡，可不是香港那个，而是法国殖民下越南南圻的核心重镇。当年法国为了好控制越南，把它分成了三块，管理方式各有各的坑：南圻叫交趾支那，法国直接管，是殖民统治的核心；中圻叫安南，表面上留着傀儡王室，实权还是攥在法国人手里；北圻叫东京，靠扶持本地傀儡间接管。这座后来改名叫胡志明市的城市，地理位置贼好，成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济和行政中心。街头全是法式洋楼，咖啡馆、西餐厅一抓一大把，殖民当局故意把它打造成“东方小巴黎”的样子，让它成了南方最热闹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从越南抢来的钱财，都从这儿源源不断运回法国。
西贡大陆酒店，是殖民时期越南第一家豪华酒店，红砖墙配白雕花栏杆，法式风格在本地建筑里格外扎眼。这儿历来是殖民官员、大老板、外国记者和作家扎堆社交的地方，里面装修得贼豪华，水晶吊灯、波斯地毯、真皮沙发全配齐了，号称“远东明珠”。这天，酒店旋转门刚转开，就来了一伙看着特别吸睛的人。说他们吸睛，不是穿得怪——几人都穿得体的中式长衫，干干净净的——而是组合太反常：两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眼神清亮但带着旅途的疲态；两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腰板挺得笔直，双手不自觉护在身侧，一看就是练家子；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身后跟着四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白人随从，穿统一的黑礼服，表情严肃，跟屁虫似的寸步不离。
那年代，黄种人在海外受歧视是常态，不被白人欺负就谢天谢地了，带着白人随从出门？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这反常的配置，却帮他们省了超多麻烦，一路畅通无阻：过关时，法国海关官员本来一脸不耐烦，瞥见这四个白人随从，立马堆起谄媚的笑，行李都没仔细翻就挥手放行；住店时，侍者本来对黄种人客人冷冰冰的，见这阵仗，立马弓着腰上前引路，端茶倒水忙前忙后，半点刁难都没有。八人直接开了两间顶层豪华套间，刚把简单的行李放下，亓祥福就急着开口问了。
亓祥福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眉头皱成了川字，转过身问：“载恩，咱下一步咋整？按大哥的嘱咐，咱一路辗转到了越南，可孙先生还是联系不上，黄先生也没半点音讯。”他嘴里的“孙先生”和“黄先生”，就是这会儿在南洋各地跑，忙着为反清革命筹钱筹人的孙中山和黄醒，也是他们此行要找的核心目标。
载恩靠在桌边，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听这话，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头发都被揉得乱糟糟的，但语气还算笃定：“大哥出发前特意说过，孙先生和黄先生为了统筹南方起义，大概率凑在一起，要么在河内的同盟会机关部，要么就在广西边境一带联系反清的弟兄。咱先在西贡歇一晚，养养精神，再往这两个方向找呗。”
旁边的亓祥坤靠在门框上，揉了揉发酸的脸，眼底的疲惫藏都藏不住，声音沙哑地说：“咱从国内出发，坐了整整四个月的船，一路漂洋过海，吃不好睡不好，好不容易到西贡能歇口气，这骨头还没缓过来，明天就要赶去河内？西贡到河内可不近，坐车都得好几天，想想都累。”
一直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的满仓突然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星星，抬手冲几人晃了晃手里还带着油墨味的报纸，语气里带着点小得意：“不用急着去河内了！你们快看这则消息，1908年1月24日的报道——孙先生因为在越南搞革命活动，被法国殖民当局发现，已经被驱逐出境了！”说着，他把报纸往载恩面前一递，指尖点着其中一行加粗的字，还故意挑了挑眉，那模样像极了找到宝藏的小机灵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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