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之关键要冲，于明朝末年，不仅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枢，更是浙江布政使司的重要组成。此地凭借丰饶的文旅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引得无数文人雅士纷至沓来，俨然成为彼时的文化渊薮。
绍兴，毗邻杭州，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堪称杭州之门户。在明朝末年，绍兴乃浙东之经济重镇，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远销海外，商业昌盛至极，同样也是文人墨客倾心汇聚之地。
在这片士绅文化的核心区域，绍兴书院内气氛热烈。黄宗羲身着一袭素色长袍，身形清瘦却挺拔，眼神中透着睿智与坚毅。此刻，他正站在书院的讲台上，与一众学者展开一场激烈的论辩。
黄宗羲轻轻捋了捋胡须，神色凝重地缓缓说道：“考成法旨在核田亩、严赋税，若能顺遂推行，或可稍解国库空虚之困。然当下皇权与军权归一，李默此人，是否会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权臣？”他微微皱眉，目光扫过台下众人，似在探寻着大家的想法。
一方面，黄宗羲于书院中来回踱步，时而停下，用力挥动着手臂，振臂疾呼：“左良玉与李自成皆为逆贼，然李大都督代天子讨贼，此乃权宜之计，待战事毕，必当还政于朝廷。”他言辞恳切，试图调和“拥君”与“防军权”之间的矛盾，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仿佛想要将自己的观点深深地植入每个人的心中。
另一方面，黄宗羲转身走向书桌，拿起毛笔，在《明夷待访录》手稿上写下“杀贪官易，改制度难”之语。他一边书写，一边摇头叹息，暗指李默“以杀代治”之法，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症结。写完后，他凝视着手稿，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虑，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
此观点在当地激起千层浪，引发不同反响。老儒士们怒发冲冠，痛斥道：“祖宗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岂容一介武夫肆意践踏！”而年轻学子们则激昂高呼：“不破陈规，何以救亡图存！”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激烈碰撞，甚至在府学门前剑拔弩张，险些酿成斗殴之局。黄宗羲看着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变革之路充满艰难险阻，各方观念的冲突难以调和，但他依然希望能够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讨论，为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与此同时，杭州贡院的考生们联名向崇祯帝上疏，恳请“讨贼功成之后，开设恩科，录用法科贤才，以整肃吏治”。此请求与李默考成法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而在绍兴，士绅们就“檄文中‘鞑虏’是否涵盖建虏”这一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绍兴有秀才在孔庙张贴《贪官十丑图》，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八面玲珑、十恶不赦”等藏头之语，辛辣地痛斥贪腐行径，逼得知府不得不悬赏缉拿作画之人。杭州贡生在策论中直抒胸臆：“非施以重刑，不足以惩治贪腐。”主考官见此，虽心惊胆战，然鉴于当下局势，亦不得不将此类文章列为甲等。
汪文耀被抄家之后，两淮盐税陡然激增三倍。然而，徽商却为求自保，集体撤离杭州，致使江南盐价如脱缰野马般暴涨。徽商撤离后，江南布商亦跟风“罢市三日”，妄图迫使李默让步，结果却引发杭州等地出现“抢米潮”，百姓生活陷入混乱。
在文化娱乐方面，西湖游船上飘荡着新编的《扬州平寇曲》，其中“汉阳造响惊天地，两成赋税救黎民”之歌词，在勾栏瓦舍间广为传唱，风靡一时。
百姓们以猪头、饭团于断桥设立“讨贼祭坛”，焚香叩拜之际，齐声高呼：“寸土不让，寸贼必诛！”祭坛每日皆被祭品堆满，需差役定时清理。百姓还将檄文灰烬掺入泥土，捏成“镇贼泥人”置于家中，此行为虽略带迷信色彩，却彰显了民意的凝聚。
百姓的行动不止于此，绍兴女子效仿梁红玉，自发组建“娘子运输队”，肩挑粮担，徒步前往扬州，沿途被新军编入“义民协勤营”。杭州百姓则纷纷冲击曾与左良玉通商的米行，砸毁“宁南伯商队”之招牌，差役对此不仅默许，还称道此举乃“替天行道”。更有匠人匠心独运，制作“除贪杯”，杯底绘有四贼头像，斟酒至满时，头像便会隐没不见，寓意“酒满则贪亡”。
在对官员的监督与期望上，绍兴百姓自发在府衙前高悬“清官能吏”之匾额，迫使知府当场立下重誓：“若学那马铭騄贪赃枉法，愿以项上人头谢罪！”盐商宅邸则屡遭顽童投掷石块，府县公差无奈之下，只得增派巡防。杭州盐商宅邸更是被投掷写满控诉的“万民状”砖石。在此情形下，绍兴士绅出门皆需雇佣镖师护卫，部分胆小怯懦者甚至开始低价抛售田产。更有甚者，竟出现挟私报复式举报，有人为谋夺邻居田地，竟诬陷其私通左良玉。
骑兵校尉蒋英星夜兼程，赶回扬州，将这几座城市的情形详细汇总后，向李默禀报道：“大都督，杭州局势危急，恐生兵变。前卫千户受徽商蛊惑煽动，纠集千余士兵于校场聚集抗议。那些徽商，为谋一己之私，暗中以钱财收买了这些本就因长期欠饷而心怀怨愤的士兵。他们扬言道：‘李默的两成税养新军，我们的三成粮养肥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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