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作为彼时的工商业重镇，大商人对“抄没汪文耀”一事态度不一。徽商惊恐万分，他们与扬州盐商休戚相关；本地布商则暗自欣喜，只因汪氏曾垄断漕运，严重挤压民企生存空间。苏州织造局官吏听闻考成法严查贪腐，连夜销毁账本。
阮大铖党羽在苏州四处散布“李默欲谋反”的谣言。部分东林党人明知左良玉骄横跋扈，却因厌恶李默，拒绝公开支持讨贼，致使民间出现批判民谣：“文官比贼还坏。”
徽商联盟借漕帮在运河码头散发传单，宣称“盐税暴涨皆因李默穷兵黩武”，企图煽动运夫罢工。
东林党文人在茶社撰文：“李默行张居正之法，却无党争之祸，此乃明之幸欤？”但也有人批判：“武人干政，恐蹈唐末藩镇覆辙。”
苏州的机工们聚在玄妙观聆听报纸读稿，当听到“盐商拿人血腌盐”，顿时群情激愤，有人提议：“联名上书，请李大都督来苏州查办织造局贪官。”机工自发组织“护李队”，护送报童穿越南京城门时，与阻拦的卫所兵发生推搡，进而演变成群殴事件。
苏州郊区农民在檄文空白处写下“灭贼后求均田”，被李默的情报人员收集，成为后续推行土地改革的民意依据。
松江布商提前生产“讨贼胜利纪念布”，印有“驱除鞑虏”字样，预备战后高价售卖。汪家垄断的淮盐渠道解封后，苏州米市价格暴跌三成，粮商挂出“大都督米”招牌促销。机工在织锦上绣“除四害”图案（四只老鼠被利剑刺穿），布匹被抢购一空，甚至流入朝鲜商队。
汪家倒台后掌权的浙商集团，借势接管两淮盐引，主动向新军捐赠十万两白银“助饷”，提出“讨贼后开放江北商路”的条件，并向李默进献用孔雀羽织成的“讨贼袍”。
说书人将马铭騄罪状改编为《知府变猪记》，称其“每日要吃三斤人奶”，虽为虚构，却引发强烈共鸣。街头出现匿名揭帖，痛斥本地卫所“强占民田、逼良为娼”，呼应扬州裁撤卫所之举，吓得胥吏衙役人人自危。苏州百姓联名请求“查抄所有姓汪的富商”，理由竟是“汪家没好人”。
百姓或许并不理解党争或军权，但“崇祯亲征”的符号，让他们坚信“朝廷还在做事”。正如扬州难民所言：“只要皇上肯打，咱们就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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