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李某手持借条，被告王某坚称从未借款，双方各执一词。然而，随着调查深入，法官发现这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虚假诉讼——李某与王某串通，企图通过虚构债务转移王某名下房产以逃避执行。这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司法实践中日益突出的虚假诉讼现象。
虚假诉讼，又称“恶意诉讼”“滥用诉权”，指当事人为获取非法利益，虚构事实或伪造证据，提起民事诉讼，意图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恶意”与“虚构”：行为人明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仍通过欺骗手段追求不当结果。
虚假诉讼通常涉及三方主体：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原告与被告往往存在利益关联，如亲属、朋友或商业伙伴，甚至可能形成“被告配合原告”的共谋关系。在“李某诉王某案”中，原告与被告实为朋友，双方串通转移财产，便是典型例证。
虚假诉讼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人通过伪造借条、虚假合同、捏造侵权事实等手段，使诉讼表面符合法定程序。例如，在“张某诉刘某案”中，张某与刘某虚构借款合同，企图通过法院判决转移刘某名下房产，逃避债务执行。
虚假诉讼的最终目的是获取非法利益，如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骗取拆迁补偿等。这些行为不仅损害司法权威，更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体系。
虚假诉讼的表现形式多样，常见于以下领域：
虚构借贷关系是虚假诉讼的高发领域。行为人通过伪造借条、转账记录等证据，提起虚假诉讼。例如，在“李某诉王某案”中，李某伪造借条，声称王某借款50万元未还，企图通过法院判决转移王某名下房产。
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可能通过虚构债务、转移财产等手段，侵害另一方权益。例如，丈夫伪造借条，声称夫妻共同债务，企图在离婚时多分财产。
虚假诉讼常涉及房屋买卖，如通过虚构合同、伪造签名等手段，骗取房屋所有权或拆迁补偿。例如，某拆迁户与亲戚串通，虚构房屋买卖合同，企图骗取拆迁款。
用人单位可能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工资单等手段，骗取社保补贴或逃避工伤赔偿。例如，某企业伪造员工名单，骗取政府社保补贴。
虚假诉讼的泛滥，对司法公正、社会诚信及经济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虚假诉讼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降低司法公信力。例如，在“李某诉王某案”中，若法院未查明真相，错误判决王某偿还债务，将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虚假诉讼助长“造假获利”的不良风气，侵蚀社会诚信基础。例如，通过虚构借贷关系骗取法院判决，将导致“诚信者吃亏，造假者得利”的恶性循环。
虚假诉讼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如企业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最终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虚假诉讼的直接受害者往往是第三人。例如，在“张某诉刘某案”中，若法院判决刘某偿还虚构债务，将导致刘某名下房产被转移，侵害其合法财产权。
虚假诉讼的滋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行法律对虚假诉讼的规制尚不完善。例如，《民事诉讼法》虽规定对虚假诉讼的处罚，但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和惩处。
虚假诉讼的“低成本、高收益”特性，激励行为人铤而走险。例如，通过虚构借贷关系转移房产，可能获利数十万元，而处罚仅限罚款或拘留，威慑力不足。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依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难以全面查明事实。例如，在“李某诉王某案”中，若李某伪造的借条表面合法，法院可能难以识别其虚假性。
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健全，部分行为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为追求利益不惜违法。例如，一些企业通过虚假诉讼骗取政府补贴，暴露出诚信缺失的深层问题。
遏制虚假诉讼，需从立法、司法、社会三个层面综合施策。
修订《民事诉讼法》?：增设虚假诉讼的专门条款，明确其构成要件、处罚标准及程序规则。例如，规定对虚假诉讼行为人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制定《反虚假诉讼法》?：整合现有法律规定，形成系统性、针对性的法律规范，为打击虚假诉讼提供法律依据。
建立虚假诉讼识别机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如核实借条真实性、调查当事人关系等。例如，在“李某诉王某案”中，法院通过调查发现双方存在利益关联，最终识破虚假诉讼。
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对涉及专业领域的案件，如金融、知识产权等，可邀请专家辅助人参与审理，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经济处罚?：对虚假诉讼行为人处以高额罚款，使其无利可图。例如，规定虚假诉讼的罚款金额为涉案金额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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