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望春搬进来那天，正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他是个教书先生，从乡下逃难来的，城里唯一亲戚给他找了这么个落脚处。管理员老刘头叼着烟袋，领他上二楼，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响。
“这屋子先前空了小半年，”老刘头眯着眼说，“暖和天再收拾吧，冬日里就凑合着。”
望春道了谢，推门进去，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窗户上结着霜花。他放下简单的行李，最珍贵的是一摞书和一方砚台。
楼道里有面等身穿衣镜，西洋样式，镜框上的金漆已斑驳。望春路过时瞥了一眼，觉得那镜子照出的走廊格外幽暗，自己的影像也模糊不清，像是隔了一层薄雾。
怪事发生在一周后。那晚望春从外面回来，楼道里的灯忽明忽暗。他走到镜前，习惯性地整了整衣领，却忽然觉得镜中的影像有些异样——他明明已经停下了脚步，镜中的自己却还在向前走；他抬手，镜中人抬手也晚了那么一瞬。
他以为是眼花了，凑近细看。镜中的走廊空无一人，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他似乎瞥见有个身影在镜廊尽头一闪而过。他猛地回头，真实的走廊里空空如也。
望春没敢声张。战乱年间，怪事多见，能活下来已是不易。
又过了几日，他在楼道里遇见对门的女人。她姓陈，丈夫在铁路局工作，常值夜班。陈姐约莫三十岁，眉眼间带着愁容，身边跟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叫小栓。
“李先生也瞧见了？”陈姐压低了声音，眼睛瞟向那面镜子。
望春一怔，含糊应了声。
“那镜子邪性，”陈姐说，“小栓老说在镜里看见个小姐姐，穿红棉袄，扎俩小辫。”
小栓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角，用力点头。
老刘头听了望春的询问，吧嗒吧嗒地抽烟，半晌才说：“这楼是丙子年建的，一九三六年。那镜子打从建楼时就在那儿了。早些年，住这层的日本人家里，有个闺女不见了，才十岁，叫和子。她娘想闺女想疯了，没多久也吞药走了。”
“后来找着那女孩了吗？”
老刘头摇头：“有人说看见那孩子最后是在镜子前照影儿。也有说是被掳走了，那年月，谁说得准。”
腊月二十九夜里，风刮得紧，电线被刮断了，整栋楼陷入黑暗。望春点起蜡烛，想起还有水壶落在楼道尽头的公用厨房，便端着烛台出门。
烛光在风中摇曳，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路过那面镜子时，他下意识瞥了一眼。
镜中的烛光比现实中的暗了许多，仿佛隔着重重雾霭。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镜中的影像又一次滞后了——他明明站着不动，镜中的烛火却在微微摇晃，镜中的人影也在轻轻摆动。
然后，他看见镜中走廊深处，慢慢走出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穿着红色的棉袄，扎着两个小辫。
望春屏住呼吸，缓缓回头。真实的走廊里空无一人。
再看向镜中，那女孩的身影正缓缓走向走廊尽头那扇被封死的房门。她走到门前，回头望了一眼——望春觉得她的目光穿透了镜面，直直看向自己。
烛火忽地一跳，镜中的影像消失了，只剩下昏暗的走廊。
第二天，望春去找老刘头打听那扇被封死的房门。
“那屋子啊，”老刘头皱眉，“封了有四年了。一九四三年冬天，里头出了事。住那屋的江先生，说是满铁的一个文职，不知怎么突然发了疯，拿刀砍死了老婆和两个孩子，然后自己上吊了。从那以后，那屋子就封了，再没人住过。”
“那江先生叫什么？”
“江文渊。他老婆姓周，是本地人。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叫小雪，儿子还不到三岁。”
望春心里一动：“那女儿多大？”
“大概...十岁左右吧。”老刘头掐指算着，“对，就是十岁。可怜啊，那么乖巧个孩子。”
望春想起了镜中的红袄女孩。
奉天城解放前夕，局势动荡，谣言四起。楼里的住户大多闭门不出，唯有陈姐偶尔还会和望春说几句话。她丈夫已经三天没回家了，铁路局忙得不可开交。
“小栓昨晚又做噩梦了，”陈姐忧心忡忡，“说镜子里的小姐姐浑身是血，想出来。”
望春不知如何安慰。
正月十五那晚，月色清明。望春批改完学生作业，已是深夜。他出门打水，又经过那面镜子。月光从走廊窗户斜射进来，镜面泛着清冷的光。
他不由自主地看向镜中。这一次，镜中的走廊比实际的更加破败，墙皮剥落得更厉害，地上似乎还有...血迹？
然后他看见了——镜中走廊尽头，那扇封死的门缓缓打开，门内漆黑一片。接着，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穿着旧式长衫，手里提着什么亮闪闪的东西。
镜中的男人一步步走向镜子，越走越近。望春终于看清了，那是一张扭曲的脸，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浑浊的白。他手中的是一把血迹斑斑的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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