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小城白山镇。钢铁厂保卫科科长赵永革带着七八个年轻工人，踹开了城西那座俄式小洋楼的铁门。资本家属实可恶，新中国都成立三年了，这魏世荣还藏着满屋的西洋物件不肯上交人民。
“砸！给我狠狠地砸！让这些资产阶级的毒草暴露在阳光下！”赵永革振臂高呼，工人们一拥而入。
我在人群中跟着，那年我刚满十八，是厂里的学徒工。那是我第一次踏进魏家的门，也是第一次见到那幅画。
小洋楼里阴暗潮湿，散发着一股霉味与旧书香混合的怪味。红木书架上摆满了外文书，留声机上的黑胶唱片碎了一地。魏世荣——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瘦弱老人——蜷缩在角落，一声不吭，只是死死地盯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仿佛要把我们的模样刻进骨头里。
“科长，这玩意咋处理？”李二福在二楼喊了一声。我们闻声上楼，看见他正对着一幅油画指指点点。
那画挂在卧室最里面的墙上，约莫半人高，画中是个穿暗紫色旗袍的年轻女子。她坐在一张藤椅上，手持团扇，眉眼低垂。奇怪的是，不管我们走到房间的哪个角落，她那哀怨的眼神似乎始终跟着你。
“资产阶级的臭玩意，烧了算了！”李二福说着就要动手。
“慢着。”赵永革拦住他，眯着眼端详那画，“这画...厂里正在装饰礼堂，缺这种有教育意义的展品。带回去，让群众都看看资本家是怎么腐化生活的。”
我离画最近，赵永革便指派我负责搬运。当我伸手去摘画时，一阵寒意顺着指尖窜上脊梁。那画框冰冷得不似寻常木头，倒像一块寒冰。不知是不是错觉，在我触碰到画框的瞬间，画中女子的嘴角似乎微微抽动了一下。
魏世荣突然在楼下嘶吼起来，声音凄厉得像夜枭：“那画不能动！她会跟着你们的！她会的！”
赵永革冷笑一声：“封建迷信！无产阶级不怕这些牛鬼蛇神！”
我小心翼翼地把画从墙上取下，包裹好，跟着队伍离开了魏家。临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魏世荣，他瘫坐在地，眼神空洞，嘴唇无声地蠕动着，像是在重复着什么咒语。
画被运回厂里，但最终没被挂在礼堂——工会主席说这画“气氛不对，影响工人积极性”。赵永革便自作主张，把它带回了家。
赵家的厄运，从那时开始了。
赵永革的妻子王秀芹是厂里的播音员，性格开朗，可挂画不到一周，她就变得沉默寡言。她私下跟我母亲抱怨，总觉得画里的女人在盯着她，半夜还能听见女人的叹息声。
“那眼神啊，像是憋着天大的委屈，看得人心慌。”王秀芹说。
更诡异的是赵永革十岁的小儿子铁柱。自从画挂上后，他整夜做噩梦，说有“紫衣阿姨”站在他床边，轻轻摸他的脸。孩子一天天消瘦，赵永革却骂他“胆子小，不像革命后代”。
我因住赵家隔壁，常被叫去帮忙修理家具。每次路过那幅画，都不由自主加快脚步。画中女子的表情似乎真的在变化——刚带回来时是低眉顺眼，如今却微微抬起了眼，那眼神里有说不清的哀怨，甚至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恨意。
最怪的是画上的颜料。有一回我去赵家送厂里发的白菜，正巧一束夕阳照在画上，我清楚地看见画中女子旗袍上的暗紫色似乎在流动，像是有生命的液体，缓缓地、几乎难以察觉地蜿蜒而下。
寒冬腊月，白山镇下了场五十年不遇的大雪。赵家出了事。
铁柱突然高烧不退，胡言乱语，说什么“阿姨要带我走”。赵永革冒雪去请医生，却在半路摔进沟里，摔断了腿。王秀芹在照顾丈夫和儿子的间隙，精神终于崩溃，一天深夜竟赤脚跑出家门，尖叫着“她出来了！她出来了！”
邻里帮忙，把王秀芹送进了医院。赵家一下子空了，只剩下断腿的赵永革和神志不清的铁柱。
我母亲心善，主动帮忙照顾赵家父子。我也常去送饭打杂。每次进赵家，都觉得那屋子比外面还冷，而那股寒意，似乎就是从画上散发出来的。
一晚，母亲让我给赵家送饺子。推开赵家门，屋里没开灯，只有月光透过窗户，照在那幅画上。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画中女子的脸，竟转向了我所在的方向！那双眼睛不再是哀怨，而是充满了愤怒和怨毒。
我吓得夺门而逃，连饺子掉在地上都顾不上了。
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躺在床上的赵永革。这个一向强硬的汉子终于动摇了。他喃喃道：“难道魏世荣说的是真的？”
铁柱的病情越来越重，医院查不出原因。眼看孩子只剩一口气，赵永革拖着断腿，爬下床，对着那幅画磕头：“我错了，我不该拿这画，求您放过我儿子吧！”
说来也怪，当晚铁柱的烧就退了。但赵永革的精神垮了，整天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母亲悄悄对我说：“这事儿得找人看看。我听说北山有个陈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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