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夏天，地里的玉米蔫得能点着火，河床干裂成龟背状的纹路，连最耐旱的杨树也枯黄了叶子。我们屯里唯一的水源——屯东头那口老井，水位也一天天往下掉，眼看就要见底。
“得淘井了。”老支书王满仓蹲在井台边，望着黑黢黢的井口，眉头皱成了疙瘩。他那张被岁月犁出深沟的脸在阳光下泛着古铜色的光。
淘井是大事。屯里老人常说，这口井打从光绪年间就有了，深不见底，底下连着海眼。谁也不知道井里究竟有什么，只记得每隔二三十年，总得有人下去清理淤泥。
“我去。”李建国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是屯里出了名的胆大，三十出头，一身腱子肉，平日里就爱吹嘘自己天不怕地不怕。
“我也去。”张援朝紧随其后。他是建国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个子不高，但手脚麻利。
我那时刚满十六岁，叫赵小柱，是建国的小表弟。娘死得早，爹在矿上干活，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建国看我可怜，走到哪都带着我。
“小柱就在上面帮忙拉绳子。”建国拍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齿。
淘井定在次日清晨。按照老规矩，老支书让人在井边摆了香案，供奉了瓜果点心，又烧了三炷黄香。烟雾缭绕中，他跪在井边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
“老支书，都新社会了，还搞这套封建迷信。”建国哈哈笑着，一边往腰上系绳子。
老支书站起身，拍拍膝盖上的土，瞪了建国一眼：“你懂个屁！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破了规矩要出大事的！”
井口不大，刚容得下一个成年人下去。井壁用青石垒成，缝隙里长满了滑腻的苔藓。往里望，只能看见一片漆黑，深不见底，隐隐有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建国是第一个下去的。我们七八个壮劳力拉着绳子，一点点将他放入井中。
“下——放——”随着建国在井下的喊声，绳子一点点延伸。
起初还能听见建国在下面哼着小调，声音在井壁间回荡。约莫下了五六丈深，声音渐渐小了，只能通过拉拽绳子来传递信号。
突然，绳子剧烈地抖动起来。
“拉！快拉上来！”井下传来建国声嘶力竭的尖叫，那声音凄厉得不像是人发出的。
我们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往上拉绳子。可绳子突然变得沉重无比，好像有无数只手在下面拽着。
“快！都来帮忙！”老支书一声令下，又有十几个汉子冲上来，一起抓住绳子。
“一、二、三——拉！”
绳子一寸寸往上移动，每个人的脸都憋得通红，青筋暴起。我死死攥着麻绳，手心被磨出了血泡，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终于，建国的头露出了井口。他的脸惨白如纸，眼睛瞪得溜圆，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他的嘴唇不住地颤抖，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他瘫软在井台上，裤裆湿了一片，浑身抖得像筛糠。
“鬼...井里全是鬼...”建国终于挤出几个字，随即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井底究竟有什么？没人知道。建国被拉上来后就疯了，整天胡言乱语，见人就说是自己害了那些“冤魂”。村里请了大夫，说是惊吓过度，开了几副安神的药，却不见好转。
老支书眉头紧锁，望着那口被封起来的老井，喃喃自语：“该来的，还是来了...”
三天后的夜晚，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九十岁的赵三爷，屯里最年长的老人。他拄着拐杖，身子佝偻得像一张弓，浑浊的眼睛里却闪着异样的光。
“叫上王满仓，去井边。”赵三爷的声音嘶哑却不容置疑。
老支书很快赶来了，同来的还有几个屯里的老人。月光下，老井像一只黑色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
赵三爷颤巍巍地坐在井边的石墩上，深吸一口气，讲起了这口井的来历：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〇〇年，咱这地方闹义和团。有一伙拳民在这里设坛，杀了不少洋毛子和教民。后来俄国兵打过来，拳民们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赵三爷顿了顿，拐杖重重地敲击着地面：“俄国兵残忍啊，把俘虏全部砍了头，尸体就扔进了这口井里。足足一百零八具啊！尸体把井都填满了。”
“后来呢？”我屏住呼吸问。
“后来井水变成了红色，整整三年不能饮用。每到夜晚，井里就传来凄厉的哭喊声，说是那些冤魂不得超生。村里请来了道士，做了一场法事，封印了这口井。直到民国十五年大旱，才重新打开使用。”
赵三爷浑浊的眼睛望着漆黑的井口：“道士当年说过，这井里的怨气太重，必须每隔三十年淘一次井，用人气镇住怨气。否则，井底的冤魂就会爬出来作祟...”
我听得脊背发凉，不由得裹紧了单薄的衣衫。
“那建国哥看到的...”我怯生生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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